道路以目

道路以目

《史记·周本纪》记载关于历王的事,成语“道路以目”出于此,相关的成语还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太史公说,历王听信大臣荣夷公,采取搜刮人民财富的政策,经屡次劝诫,不听,最后遭到人民反叛,把他赶走了。按照李峰老师从金文材料出发的考证,认为真实的情况,一方面是西周衰落,政府财政紧张、冗员严重,必须增加收入和整顿官僚系统。历王着手改革,自然损害了既得利益者,遭到了强烈反对。另一方面,历王被驱逐,可能主要不是国人暴动,而是由于政府内部的矛盾,催生了不同派系之间的激烈对立,最后斗争失败。

现代史家的考证自然有根有据,能够揭示历史真实,增进我们对这一时期西周政治的理解。不过,我们未见得就把《史记》弃之不用。司马迁撰史时自然带着他的思想前提,于是在获得了一个基本的叙事框架后,向其中充实了他对国家政治的理解。

司马迁在武帝朝撰史,我们有理由推想,一位留下“专利”名声、最终被驱逐的周王,能够给这位杰出的历史叙述者带来怎样的想象力刺激。司马迁也受到了一些儒家的影响,并且,我们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意志坚定、具有极高政治理想的人。

历王用荣夷公专利,先后受到两次告诫,先是大夫,后是召公。大约有一点儒家政治想象下的谏官与宰辅的形象。大夫芮良夫引用经典文本劝诫历王,说您搜刮的这些财富,其实都是上天以自然的方式赐给万民的,所以施政要顺着自然的道理,不可以猛烈搜刮,这样的作法就“不自然”,政治运行的方式不遵循自然, 总有一天要出事。历王不听,施政越发强横,国人中开始出现不满的声音。历王设立特务机构严查言论,抓住了要弄死。

司马迁说厉王用了一个特务机构头子“卫巫”。卫国封地大约在原先商都朝歌那一带,而商人以“巫”著名。按照张光直先生的研究,“巫”大概是萨满教的路数,巫师有办法通过药、酒、咒语进入某种迷狂状态,能够通灵、附体,驱使精灵鬼神以及神奇动物(《权游》里布兰也是个巫的角色)。现代人斥为“迷信”的东西,当时可能是具有强大实效和威慑力的武器。商王本人就是大巫,商人的那些血腥献祭则是巫术的一部分。周克商之后,以理性化的“礼”取代了商人的巫,虽然还在向祖先献祭,但发展了“德”及其与统治关联的观念。

所以,厉王可能请了一个可怕、有超能力、善于监听、穿着白袍的商朝遗民巫师,负责查办国人的言论。于是,“诸侯不朝”,各封国发现周王倒退回商王的暴虐统治方式,就不来了;国人不再说话,但走在大街上,会互相对一对眼神。厉王开心。

“道路以目”的味道是很怪的,因为这意味着那些国人事实上达成了某种一致。大家都不说话,用眼神就可以交流,一方面是因为高压政策、怕死,另一方面也表示所有人都已经不需要再说话,立场完全一致了。西周的“国人”,并不是底层劳动者,而是王畿的人民,周人宗族的男女老少,跟大大小小的卿大夫、贵族都有重重叠叠的血缘关系。他们已经暗中形成了反对周王的联盟,政局就不好了。

厉王夸耀自己管治有方,遭到召公的又一次劝诫,说君王始终需要开言路,听批评意见,不能一味堵住人民的口,到时候决堤就糟了。他甚至还提到宫廷中需要有“盲诗人”献曲歌唱,以此为政治劝诫的方式。这很有趣,因为在荷马史诗中,也有这样的宫廷盲诗人,大约是个保守政治秩序传统的形象。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正是驱逐了诗人之后,才走上了通奸弑夫、做僭主的邪路。厉王自然还是不听,没过几年就遭遇政变、被赶跑了。

太史公在他掌握资料的基础上组织了这个叙事,我们现在可以更多从中观察当时他对政治秩序的设想:什么是不好的政府?如何纠正错误?

谏官、宰辅轮流劝诫,引经据典,诉诸自然之理,解释王权与民意的关系,诉诸传统。在劝诫无效的情况下,宗族内部的网络发挥作用(不是底层人民暴动),更换了最高的掌权者。而在此过程中,实际上还强烈地依赖于一种共同的政治意识和文化。最后实际的政治行动,有赖于此前广泛的政治共识。而这种政治共识,是宗族内部成员普遍达成的,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确立了一种共同的立场。

“道路以目”大约跟周颠说“我打不过你,但就是不服”差不多,表示这个时候掌权者丧失了大部分的正当性和权威,基本上只是靠垄断暴力来统治,人们不说话,但内心的立场一致。我们大概可以说,在司马迁的理解中,“道路以目”是具备健全政治直觉的个别参与者,有意识采取的一种政治联合行动。面对一个脱轨君王施行的残暴统治,没有人跪着输诚,没有人在别人不说话的时候头一个开口说赞美的话。这是思维和道德感健全的政治参与者在此种情况下的底线。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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