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治的私人史

人生兜兜转转，三十好几了，看见报纸头版登着“法治”，恍惚间又回到十八岁。

那年高考。政治卷年年会有重点，重点跟着中央走，那一年的重点是——“依法治国”。江总说，我们要依法治国了。要不是他这么说，曹老师就不会进中南海去给常委们讲课；要不是曹老师暴得大名，我们一家都不知道上海有所大学叫华东政法。

父母觉着，“国际经济法”看着甚好，于是我就进了这个专业。其实，真要做打国际法官司的律师，四年国际法专业的本科是断然不够的，怎么着也得是个博士，还得留洋。国际法也是法，是法就得从基本概念开始学，所以前两年没国际法什么事，还是民法刑法诉讼法。

我算是读书了。然后开始知道，原来“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有极大差异。接着，读到一套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的书，由此开始拜服英美法。再然后？——江总说，我们要以德治国了。

郁闷！曹老师进京当皇差，外法史的何老师做了校长。又传华政要并给上大，全校郁闷了。我和小孟子气不过，晚上跑出去散心，那时候还没什么可娱乐的，好像是去曹家渡打保龄。半夜回来坐在草坪接茬生闷气。后来有个保安打手电来问我们干嘛，跟他说郁闷，他也没说啥，只送我们回宿舍去。

得嘞，接着学国际法吧。可是学来学去全无心得，因为国际法太乱了；其实也不是乱，就是各国可以为自己的利益随便发明些理论，看国际法，就知道那国际上还是没法，尤其碰上搅屎棍，是没办法的。我接着读书，越来越走到英美法那头，最后考了外法史的硕士，准备研究英国法。

这时买了第一台电脑，开始有网络。陀爷开的关天茶社，王怡（那时还是老师，不是牧师）、朴素，成天扯法治民主宪政。911那天正在里头泡着，大闹一番，呆不下去了。一群人出走，继续扯，转到哪个bbs，哪个就会关掉。再后来，一群人约网下聚会，我就知道快散了。江公子入主社科院，先拿四个人开刀。网上的气氛慢慢不好了。

硕士论文还是写英国法，写得并不好，因为最后也不想做什么法学了，随便点算了。

找工作进了一家国企，大老板是个特例，极有能力且正直。时间长了发现，老板有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对付政府。上面的老爷总惦记着各种关系，三钿不值两钿地卖地，老板得想法扯各种大旗来挡，最好是外国人，好像近几百年，老爷们对洋人总是有点忌惮。还有么，老板时不时要拍桌子骂各委办局，办事不力、乱收费，拖了项目进度。

我在法务部，也跑过法院。执行庭最精彩。我觉得那里的法官每天生活在炼狱中，跟各种胡搅蛮缠的原被告对骂，精神压力太大。所以也难怪，后来听同事说有个公司请执行庭的法官快活，内中两位因为去会哪一处的小姐打了起来。

也见过土豪，脑满肠肥，墙上挂满了和领导人的合影。土豪和我们公司闹，最后请了央视来做我们，由此也见识了央视怎么做命题作文。那啥，柴静就别装知性啊良心啊的了，就是个央视记者。央视害我加班好几晚准备材料应付上面审查，以为国企总有不干净，可这回还真干净。然后继续打官司，土豪输了几场，请来一位知名维权律师，拿个针孔摄像机在法院里偷拍不许复制的材料。

隔三差五，公司门口来一群民工或者老人坐着，举牌子讨钱，讨不到到食堂吃一顿也行。基本上都不是我们公司欠钱。

换岗，做证券事务，因为公司是上市的。最烦的是记者，收了钱乱写，吃了几次亏，后来学会了，跟他们一句话都不能说，否则横竖都写你。证监会、证交所、登记公司，都得搞好关系，好在公司是地头蛇，也没什么大事。另外有点意思的是股东大会。每次开会，都会来一帮子“会虫”，阿姨大叔们，手里拿张纸，写了许多股东账号，持股数都是很少的，登记开会，然后拿东西。会议材料，要，矿泉水一瓶，当然要。水果怎么没有？以前还有月饼的，能不能吃顿饭？给个面包也行。结束了还问我有没有袋子可以兜着走。有一次趁我不注意，把桌子底下大半箱矿泉水搬走了，接着要去赶下一个公司的股东大会。我一直没搞懂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乐趣。

没劲了跳个槽，进了一家私企继续做证券。好家伙，三人公司，老板、老板娘、小老板，一个赛一个，下面人一锅粥乱斗。公司最忙的是人事部，不停地招人，因为前脚进来的，后脚马上辞职，我呆了九个月，算老员工。公司不做业务，靠老板搞政府关系便宜拿地，跟分析师、基金经理搞搞股价，还有一家公司专门策划怎么放消息啥的，反正搞上去了都是老板的。老板一拍桌子要搞股权激励，加班做文件，找券商来帮忙。有一天晚上，除了证券部其他人都下班了，券商老板神秘兮兮地说，你们要不要见见王总。下楼带了个相貌和穿着都挺普通的人上来办公室，寒暄了几句，握了把手，说他是王亚伟。从此以后我都劝人不要炒股，你知道炒家和公司老板在饭桌上说啥了么？

跑证监会。冬天，深圳20度，飞到北京半夜，零下6度。跑到荣大做材料，一栋楼热火朝天。我转来转去，看着那些为了钱或者以为自己为了钱拼命熬夜的男男女女，倒也好玩。第二天加入一堆拖着整箱材料的人群去证监会，听了一堆意见，回来券商跟我说，这事吧，还是得送钱。

证交所啥的，也得送钱，老板过年都送个上万的东西。跑去长春开证监局的会，结束了，局长特地喊我们到办公室去。我以为咋地，心想别出啥事。局长满面堆笑，拿出一张礼品卡，面值几万，老板以前送的，局长忘了花掉，过期了，让给重新续个期。就这事。

六年，脱了浪漫主义的眼镜，回学校读历史。法治？最后还不是个历史问题么？人逃不开历史，口中说的法治，无非是历史境遇中的法治，别被这两个字唬了。英国人那套，学不来。香港大律师公会的信写得真好，不过估计也挺不了多少年了。

从市里搬家到郊区。去给老婆取证件照，没几公里路，开个车到大学城，靠边停，进店取相片，出门上车走，前后不超过一分钟，没遇见任何人。回来，车停家门口。第二天，一张罚单贴在车窗玻璃上。心里啥感觉？就是今天读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之后的感觉。

还是《没事偷着乐》快结束的时候，侯耀华演的那拆迁干部说的有味道：“你懂不懂法？懂不懂？你这样的，就得用法来治你！”

法学界的诸君，莫打鸡血，洗洗睡吧。明年高考政治卷，大题还得考“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