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里拉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关于思想与政治实践，关于自由与暴政，关于德性。然而，这本书却可能被误解。
首先是贴标签的危险。两位译者在译后记里提到了这个问题，文末的访谈里，刘擎老师也问到了这个问题。鉴于里拉自觉地为人的自由呼吁，便自然有了一种“站队感”。进一步，当中国人把这个美国学者所说的自由与美国民主联结在一起，再用中国语境里乱成一锅粥的“左”“右”去评论，那自然是更乱了。
里拉的回应，是本书的正题。中译并没有翻出来，那就是“鲁莽的思维”（reckless mind）。“鲁莽”这个词可以在美国法律里找到，指一种不顾他人安全的、不计后果的行为，比方像我这样的高度近视者不戴眼镜把车开到120迈。里拉之所以要挑出书中的这些学者，不仅分析其思想学说，而且与他们的政治实践结合，是要表明，这些聪明的头脑，制造出了一些十分鲁莽的思想，如果投入政治实践，是要出许多人命的。里拉表示，重点并不是这些人反对民主自由，而是他们的思想缺乏节制审慎（我可以进一步说，那实际上是个道德问题，有一些思想看起来华丽、足以迷人，但那就是邪恶的）。
海德格尔、施米特、科耶夫，都是极聪明的人，为什么他们倒向了暴政？里拉表示这是“叙拉古的诱惑”。事实上，中国人其实很容易理解这类做法，中国传统下的学者，终极理想无非是“为帝王师”。学者皓首穷经，为的是有一日风云际会，为天子所赏识，非但赏识，而且要到全心信赖的地步，用书生之策，匡扶宇宙、重整社稷。中国史上有，但极少。孔子的理想无非也是如此，没有成功，只好周游列国、转向教育。能施展身手的，王安石、张居正，结局都不太好，晚近则是康有为。西方的源头，则要数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结局也不怎么好，塞涅卡，就更惨了。到了现代，固然不再有天子、僭主，但现代国家本身几乎成了一个有魔力的主体。
里拉认为他所指出的这些现代学者放纵思想，不够节制，所捣鼓出来的理论，外观诱人，里面是些恶毒的东西。这样说是可能引人反感的。因为在此背后隐藏着现代人（学者）的问题，那就是学术与生命及道德的分开。简单讲，学术是一份工作，要做得漂亮，但是很可能与生命无关，不需要真的去实践的。许多人，许多学者是这样。但里拉指出的这几位，并非如此，他们的问题恐怕是丧失了学术的道德性。他们的理论，如果应用到个人生活中，一定会表现为道德缺乏。这一点在福柯身上表现得最明显。所以，现代人的问题是，要么与政治生活分离（完全没有政治实践），要么实践一种与道德分离的政治。
实际上，这是现代暴政的基础。
现在我要讲可能引起误解的第二个原因。里拉似乎没有讲清楚这种“鲁莽思维”的源头，这也是人们可以向他贴标签的原因。指责暴政的，自然进入民主自由的阵营。然而，自由主义并不是与之对抗的战士，我觉得这是里拉给人机会误解的一点。
我要说，这个鲁莽思维的源头是需要辨明的。在我看来，源头是现代国家的诞生。
事实上，我自己经历过学术上的挣扎。从法律学到历史，发现现代国家形态的重要意义，继续追下去，会发现国家已经成为首先不证自明的价值，随后又不断以学术修辞加以证明的现实。简单讲，无论民主还是专制，背后都是国家，国家是现实的、冷酷的，并且——理性的。施米特讲决断，类似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搞政治，就是战争，书生扯半天，最后还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科耶夫讲历史终结，因为他认为美国苏联实质上是一样的，最终指向终极性的全球统治。我自己经历过这些，说实话，这类“现实主义”确实比现在大学课堂里教的东西有力得多。但问题是，如果国家本身是最高的道德，那人类的未来一定不会美好，因为这个道德显然不够良善。它的不良善，可以从其早期发展历史中发现——这也是我越来越倾向于对文艺复兴时期进行研究的原因。而这种不良善，嗣后通过许多学术工作，从各方面进行了论证（包装、遮蔽、宣传），那就是现代学术的工作。
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科耶夫，实际上都拜倒在国家的脚前，顶礼膜拜。这个传统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就开始了，从亨利八世的离婚论证开始，从马基雅维利到霍布斯，继续往下发展。这是利维坦的诞生。到了所谓的后现代，国家在人心中造成了更多的虚无，其不道德性也被学者所继承和表现。福柯是身体的淫乱，德里达是思想的淫乱，如此而已。
我们生活在国家之下，我们得小心，因为这个世界时刻威胁着我们的灵魂。里拉的提醒是正确的，这一类学者，会表现出极高的思想活力，非常博学而花哨，常提出一些让人拜服的论证，然而，他们是不道德的，是杀死上帝的。现在中国也开始有一些这样的人了，所以需要小心。
里拉提醒，这些思想是鲁莽的，这是对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时常省察，我所相信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是否真的如我以为的那么可靠。这样的反思，是一种政治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提到，人是政治的动物。因此，我们必须思考。
[美]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邓晓菁、王笑红 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