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根的法庭

【片    名】马背上的法庭
【英 文 名】Courthouse on the Horseback
【出品年代】2006
【国  家】中国
【片    长】101分钟
【编  剧】王力扶
【导  演】刘杰
【主  演】李保田
            吕来玉
            杨亚宁
 
   
    在一线辛苦多年的老法官,即将下岗的摩梭族女书记员,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大学生,驮着国徽的老马……这就是下乡的法庭。
    老冯似乎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他耗尽了自己的智慧、财力和心力试图解决问题。
    在鸡头寨,他的质朴的智慧取得了成功,解决了妯娌矛盾的死结,调解了猪拱罐罐山的重大危机。不过,在接受正统法学教育的大学生看来,判决做法事一场属于鼓励封建迷信,法庭不能支持,而以法官的身份拉着头猪满街跑更是丧尽国家法律的尊严。不过,在这里至少算是解决了问题,老冯拉猪出了点体力、砸了妯娌的泡菜坛子花了五块钱,一切还算圆满。
    继续往前行,鸡肚寨,摩梭族聚居地,国家法庭的权威进一步消弭。头一天马就被偷了,连同国徽和法庭用品,老冯在村里跳着脚地大喊了半天“这是违法地”也没什么用。求助于那位在整个片子里都没有露过正脸的族长阿妈,阿妈说,在本村丢的马,她一定会找回来。国徽倒是先找到了,为了请村民帮忙从沼泽地把它弄出来,老冯给国徽附上了神性,村民们拿到国徽时高喊“请回来了”,随后做了一个本地宗教气氛很浓的篝火晚会来庆祝。可是东西还是找不回来,阿妈不同意向公安报案,老冯也束手无策。而为了解决财产纠纷,老冯花了150块钱买了个小猪,经济上也已经达到极限。
    再往里走,鸡尾寨,大学生此行的重要目的地,他的领了证但未过门的妻子就在这里。老冯坚持先开庭、后结婚,在法庭上面对就地撒泼打滚的妇女毫无办法,村内民主产生的公约违背了法律,老冯的智慧和经济利益的自我牺牲再也无法从中周旋。矛盾达到顶峰,合法的婚姻只能以私奔的形式来追求个人幸福,而村民们也不再承认这原本就无根的巡回法庭了。在此国家权力完全失范,老冯灰头土脸地牵着马离开。
 
    老冯已经山穷水尽,代表国家正式法律的大学生法对他的地方性妥协做法,熟悉地方情况的书记员因为法官职业化改革而失业,村民们的不服从,妻儿的离弃,爱情的死亡,最终使老冯绝望地走上不归路。
    结局是令人沮丧的悲痛,不仅是老冯个人的悲剧,更可以看作国家司法的失败。影片并未提示任何光明的希望,而只是把令人沮丧的事实生硬地摆在我们面前。这根本不是影片广告上说的“红色幽默”,而是无奈而绝望的最后陈述。
    送法下乡,驮在马背上的国徽无法带来权力的保证,上层的司法改革对底层的效用绝对地分散消失,而夹在困境中的个人尝试了自己的一切可能,却仍然无法解开这个死结。
   
    个人的悲剧,国家的困境。这是一部描写中国基层司法状况的现实主义影片,因为它过于现实,观后令人郁闷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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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困境

     
      和Guji吃饭的时候,他提到最近接待一些外国朋友,原本交谈甚欢,可是当那个小孩子问,为什么中国人可以忍受随地吐痰,以及为什么有很多中国人对人不礼貌的时候,他觉得很难回答,大约进而对国人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郁闷感觉。
      我说我觉得是文化冲突。中国的农耕文化,使得中国人对泥土有别样的感情和理解,他们的一生依赖土地的出产,死后又复归于泥土,因此吐一口痰在土地上,再用鞋底来回拖上几下,就是最为正常的处理了。中国人的这种传统习惯,却与现代的公共卫生观念冲突。
      其实,西方人并不比我们好多少。爱兰看了《亚瑟王》,抱怨里面的骑士一个个都肮脏不堪——那么脏的骑士,怎么会有小姐喜欢呢,答案是,恐怕小姐们也不那么干净。内衣一直到近代才发明;中世纪的城堡里卧室往往和牲畜房只有一墙一板之隔;宫廷里的贵妇小姐们满头的虱子跳蚤,低胸的礼服往往展示出一片布满红色疹子的肌肤;走在伦敦的大街上,因为没有下水道而恶臭扑鼻,各家各户的粪水尿液往往自天而降,往路人身上招呼……他们可以忍受么,可以,当然,是在当时。
      中国人对人没礼貌,排队的时候喜欢插队,大街上时常看见二人相骂打架、一圈闲人围观。这个也有文化背景。费孝通先生讲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有等级,根据与他人的亲疏关系决定行为的策略,好比投石入水激起的涟漪,一圈圈向外扩展,越到外圈越淡。中国号称“礼仪之邦”,我觉得中国人讲的“礼”就是不平等的正当性,老子可以打儿子,儿子不能打老子,唐律中长辈杀伤晚辈的减等处罚,反之加重,就是礼,就是君臣父子,地位决定同样情况的不同处理。而“仪”,就是形式、象征仪式,表面文章,就是“面子”,孔子在鲁国做了公安部长,因为祭祀的时候没有分给他肉,就大为愤恨、引以为耻,因为“礼仪不具”、形式不符,导致面子丢尽,君子无法忍受。所以中国人懂得变通,换句话说就是两面派,这个作风也是从此而来,陌生人排队上车,没有不抢位子的,如果队伍里有若干长辈领导熟人亲戚,则完全是另一套。外国人排队上车,守的是公共秩序,大家都是陌生人,陌生人都平等,只有一种做法;我们的传统里没有公共秩序,只有私人秩序,就是根据血缘关系区分,可以有若干种不同的做法。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我想问题在于一个老掉牙的说法,我们没有建立起新传统,这个传统的基础观念包括:个人主义,人人平等,公共秩序和责任,以及“爱你的邻居”规则。
      我们进了城,做了城里人,还是像在田间耕作一样随地吐痰,可以用对泥土的爱来作一下盾牌或是遮羞布,但是即便我们知道“这是不卫生的”,却还是做了,就是尚未建立城市规则、尚未树立城市精神,不懂得公共性的含义,排队、闯红灯之类的也是如此。
      怎么改变呢?我相信教育是可以的。读本科的时候,第一天进寝室,一位外貌俊朗的外地同学就当着我的面把一口痰吐在地下然后用鞋底拖了拖,可是到毕业的时候,好像不再经常如此了,或者至少在寝室里没再这样干过。我们的课本也从小教育要守公德,可是身教重于言传,父母们拖着孩子大摇大摆闯红灯过马路的时候,很少会想到这是对于孩子再坏不过的教育了。
      教育有问题。Guji指责我们的教育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帝国的统治。我想这说法是对的。有一样教育我们极度缺乏,就是自由。从美国人的牛仔总统来看,他们的教育似乎也不怎么样,这位老兄似乎什么都不懂,我们也曾有过一位被认为什么都不懂的总理,不过二人的区别在于,牛仔从小被自由教育熏过了。看看美国人的电影,从勇敢的心到眼下的变形金刚,华莱士和擎天柱口中喊的都是“自由!”,这就是傻冒牛仔有时还让人觉得可爱、并且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他什么都不懂的原因。
      上帝赐给人自由意志,甚至连上帝自己都不能干涉人的选择,这才是人最为宝贵的财富。
      而我们的传统里,缺少的正是自由。自由在我们这里名声不好,因为太祖高皇帝诰曰:反对自由主义。我私底下怀疑,太祖多半也好随地吐痰。
 
      传统不能拿来证明当下行为的正当性,而只是用来解释这些行为不正当的历史基础,并且对于开脱个人的责任完全没有意义。《狮王争霸》里,黄飞鸿的老爸说的对:那些旧狮头都该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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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克果日记选(二)

 
      就像一株孤傲的冷杉,兀然而立,直指天际,我站立着,不留下一丝阴影,只有原鸽在我枝丫上筑巢。  [1837年]
 
      以一男子和一女子为例,那男子想要向她传授宗教,传授在为上帝的存在里的全部的内在喜乐,后来却成了她色欲之爱的对象,这便是宗教事务在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最有可能产生的误解。  [1848年]
 
      我相信自己是要被献祭的,,因为我理解我的痛苦和苦恼使我得以创造性地钻研有益于人的真理。
      从此,上帝指引我永远向前,而此刻我正站立在这样一个交汇点上,我愈发真切地看到,有一些人将要做其余人的祭品。  [1848年]
 
      她对于我有一种预言般的说法:你肯定会像一个耶稣会士那样死去的。在年轻的浪漫主义的想象中,耶稣会的理想代表了一种努力、一个目标,完全不是如此年轻的人能够理解得了的。  [1848年]
 
      ……当然我不否认,我仍然在接受一种由外部强加的知识,人们也会受到它的影响,但是它必须开始在我的内心活起来,而这就是我现在认为的关键之所在。这就是我的灵魂所渴求的,就像非洲的沙漠渴求甘霖一样。这就是我所缺乏的,好比一个男人,他已经备齐了家具,租好了房子,却还是找不到一个所爱的人来和他一起分享生活的甘苦。可是为了找到那样的理想,或者更加正确地说,为了找到我自己,越是沉湎于世俗就越是无济于事。……
      ……在精神世界里,一个人必须先埋头工作一阵子,然后才会有日头普照在我们身上,才会显现出日头全部的荣耀来。……    [183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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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克果日记选 (一)

 
      尽管我同周围的许多熟人大都维持着极其表面的关系,但是我有一个亲密的知己——那就是我的忧郁——在我的欢乐里、在我的工作里,她对我示意,唤我去她那儿,我迎她而去,即使我的身体原地未动;她是我认识的最忠实的女子;我必须时刻准备着与她同行,这真是一桩奇妙的事情。    [1841年]
 
      ……当上帝真切期望那人听命于他的时候,便召来他最信任的仆人,他最可靠的信使——悲哀,并且告诉他:紧紧尾随着那人,赶上他,不要屈就于他(……没有哪个妇人能够像悲哀那样温柔地贴近她所爱的人)。    [1841年]
 
      从前,一个人由于出身高贵、富有等等而妄自尊大,如今,我们更自由,更在“世界历史范围”里成长,于是所有人因为生在19世纪而妄自尊大——啊,你这奇妙的19世纪!啊,你这令人艳羡的命运!    [1844年]
 
      在丹麦,面包和奶油的应许之地,一切都变成了谋生之计。这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在为稻粱谋,并从中获得生活的保障;不,在这个地方,任何人若公正无私地为着理想而工作而没有生活来源,就不会有人尊敬他——因为,忙忙碌碌、为稻粱谋、醉心于此,那人在道德上是正派的——此外都是不正派的。    [1846年]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有了一个新发现——人类胜出了;一切事物都被狂热地利用来使这一发现日臻完美。人类兴高采烈,并且崇拜自己。很久之后,终于停顿了下来——人类踌躇地问道:这个发现果真是一个福祉吗?尤其是,它迄今所达到的异乎寻常的完满果真是一个福祉吗?于是,便有一种新的呼唤,呼唤那些最优秀的头脑,他们为了找到——安全阀、减震器、障碍物一类的东西绞尽脑汁、几近于发疯,目的是为了尽可能牵制、抵挡这一无与伦比、完美无缺的发现,勿使人类的傲慢蹂躏整个世界而使它毁于一旦。例如,不妨想一想印刷机的发明,它已经完善成为一种高速机器,什么肮脏的糟粕都保证得以出版。想一想铁路。想一想自由宪章,这些无比完美的发现——人类傲慢的产物——甚至迫使我们渴望东方专制来为其臣民提供更多获取幸福的机会。    [1850年]
 
      ……天哪,上帝的话语流传于世的方式本身对人类是怎样一种嘲讽!福音传播的质量每况愈下,而它传播的范围通过种种新的发明却更加广泛,这对人类又是怎样一种嘲讽!    [1851年]
 
      只有两类生命观,对应于人类的两重本性:动物和灵魂。
      根据其中的一种,人的天职就是活着,享受生活,惟此为大。
      另外一种观点是:生的意义只是死。    [18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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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最近乐观的辛芯整天把“生活没劲啊”挂在嘴边,晚上吃饭恺龙又说不知道是在为谁为什么工作,这种情绪也好像会传染一样。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和祁克果有共鸣,这个人一生都在寻找意义,虽然生活得很不轻松,心情抑郁以至于早夭,但毕竟他没有放弃过追寻意义。我搞不太清楚自己到底属于悲观派还是乐观派,据说双子座的人有双重性格倾向,据此看来好象有点道理。事物都是相对的,有时候觉得似乎没有什么能令我不开心,但是如果是因为没有什么想要的,也就没什么可以值得开心的了。
 
      意义是一件很奇怪的东西,或许存在于虚无之中,是悖论的悖论。在这世上,我们可以倚靠的又是什么呢?
 
      信心,希望,还有爱。
 
      我想,还有勇气。
      要祝福一位很有勇气的朋友,愿主看顾,求主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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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个瘾君子

 
      论文的初稿终于完成了,似乎轻松了许多,毕竟不是在学校里整天有闲,工作了要写这样一个大东西还是有点累,其实虽然写完了,还是有许多资料没有看,许多地方也还很粗糙。不过,毕竟完成了。当时领导要写论文的时候,我还是自己定了题目,自己感兴趣、时常在思考的问题。这大半年,大约有很多时候我看起来像是自虐。
      我不知道,学术之于我到底意味着什么。学术是爱好,却并不是理想,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学术方面取得什么成绩,做到如何的地位。我只是喜欢而已,还有,只有做学术的时候,我可以沉浸在其中,把所有烦恼和伤心的事都忘记。伤心的时候,有人在大雨里跑步,有人大吃,有人疯狂购物,有人整天听音乐;我伤心的时候,大概会找个题目读书写论文。
     
      来到这个世界,认识一些人,明白一些道理,已经足够了……
      再抽一支学术的大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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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轻松

 
      读书多了,便不甚轻松。读书,必是有闲,闲人者自然多闲愁。闲愁也有分别,有伤春悲秋,好比鲁迅先生批评那时的新新女诗人——“啊呀哦哟,我要死了”;或者有兼怀天下的,好比吉诃德先生励精图治要恢复骑士道。
      梅兄说,一日天色将晚而见一快递员犹在路边捧着手机切切地向人询问核对地址,不由得泣下。这个在很多人看来大约也属于闲愁,读书读多了,受了圣贤教诲,按儒学说君子有仁心,按教义说圣灵内住。但在此岸此地,愁则愁矣,闲的精神不同。
 
      近日为了做论文,查考典籍,寻索英格兰中世纪及明清乡绅诸般事迹,感叹中英历史遭际之不同,似又多出许多闲愁来。领导戏言“害了我”,其实还是一股书生意气,间或发作,遏制不住。依稀记得有人写了本书叫做《读书害了我》,没有读过,此刻如果用到我身上,倒可以调侃。
      有兄弟在日本,聊起历史文化,感叹中国的困难,说笑道如果中国再有革命,我可以逃去投奔;我说此事实难逆料,以我般书生,如有事,多为死节;称是。我倒并不“抗日”,只是避走邻邦大概是不会的。
 
      读明史,徐阶号为一代贤相,与严嵩父子相持十数年而终竟其功,其间杂以权术,曰谋略亦可曰阴毒亦可,若无此必不致胜。于是想起一种说法,认为世皆混浊,我是好人,不如我来专权,或可做些好事;读书时也曾听何院长说起当年用党事,言非此则不足以救人,类也。所以觉得徐阶虽是好人得胜,但是如果好人不用阴招就不足以制胜,不知是福是祸。我辈书生,与此一节毕竟学不到徐阶曾国藩的水平,惟求避乱而已。
 
      中国向有退隐之风,若干年前有室友玩《三国VI》,人物俱有理想,有“王侯”“天下”“大义”之属,因笑谓我必为“归隐”,想来大约不错。
      以书生闲愁,归于江湖,不似唐寅入科场,搞得一生不如意,那便是愁煞人的愁,想闲也闲不起来了。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东方朔一定是赶不上的,以如今看来,做个诚实本分的公司职员,渴慕神的话语,即为坦途。或有人推崇“铁肩担道义”,又“社会的良心”之类,我辈本非英雄,做个“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可以了。
 
      论文收个尾吧,也许那些教授看也不会去看上几眼。
      游兄归纳两件大事,一曰赚钱,二曰泡妞,是深谙陶朱公之道,胜过书生闲愁百倍。
 
      放轻松……惟祷告要衡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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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自负

     
      我们的政府至今仍然在不时地表现出傲慢和自负,以为通过强力以及意识形态就足以“控制”民众。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成功的,从其观点出发,判断的基本点在于,我们仍然是一个极权的国家。“极权”的意思是说,权力的掌握者处于一种压倒一切的优势状态,他的权力是不受监管和限制的,费孝通先生称之为“横暴权力”,吴思先生则称为“横规矩”(以上“横”读去声),掌权者具有一种“合法伤害权”。
      在印花税事件中,我们看到传统的极权统治的再现,以一种无赖的方式将小民们按翻在地、重责六十大板,如有性命死伤,或许还要向行刑的衙役倒贴钱钞,方得赎回尸身。
      韦伯评论中国传统社会,认为属于“家产官僚制”。李亚平先生作过通俗的解释,就是整个国家成为私产,起而争夺帝位者乃是在做一宗风险极高但收益极大的生意,赔了搭上自己甚或家人朋友的性命,赚了就赢回整个国家做了自己的私产。在这种家产官僚制之下,官僚们在其中层层分羹,皇帝吃剩的鸡头鸭掌自然捡起,有时则可混出富可敌国的家当来,如和珅王瑾之辈,所以才有严世蕃的名言,一曰皇帝不如我家富,二曰皇帝不如我快活。不过这票买卖也是刀头舔血,皇帝瞬时可以把钱财性命都收了去,上述几位都是如此不得善终。
      扯远了。依我国之传统,小民们暴露在横暴权力之下,他们企盼圣主明君,乃是因为直接骑在头上的官僚们为害甚烈,只好指望拥有更大横暴权力的皇帝能够替自己作主,实在逼急了,只好跳将起来搏一搏,寄希望于自己的暴力大过官府,最后杀上东京坐了那个鸟位。小民们似乎并未想过,官僚们的合法伤害权,也是来源于皇帝,即便自己做了皇帝,只是角色变换,小民还是小民。
      不过,这次我们底下的官僚实在玩大发了。在他们的计算里,忽略了市场的力量,尽管这个市场如此弱小、如此畸形,看起来是处于官僚们有形的手的控制之下。我们公司那片土地的故事如出一辙,上锋早已定下买主,交易中心同样自负地做一个招标程序,自以为可以控制进程,孰料商人们纷至沓来,开标,钦点者价低十数亿,乃无法收场。今之股市亦复如是,只是做得更加难堪并且不要脸,现在居然把个把官僚推出来顶门了。人们哪里会相信中国官员可能私自乱说政策,而且报纸还登出来?!
      更糟糕的是,制定的游戏规则可以随意更改——或许只是为了“面子”。我常挂在嘴边说“先例的力量”,好的先例有力量,坏的先例可能更有力量。当年孙中山即大总统位,把议会制改成总统制,为的是自己要权;后来让位给袁世凯之前,又把总统制改回议会制,为的是限制袁。此即随意改规则的恶劣先例,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孙文可以改袁大头就不能改?于是我们的宪法从头就染上这致命的病症,至今仍然猥琐不堪作草纸状。
      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个淘汰好人的制度,如今看来,似乎开始有淘汰聪明人的倾向了。淘汰好人,如苏辙所言,君子斗不过小人,政界风格越发阴戾之后,好人更是毫无胜算。淘汰聪明人,似乎表明最高权力者的某种态度。刘邦无赖,所能成事者,承认自己不如别人聪明能干,因此聪明人留在他身边;项羽气量小,因此容不得比他聪明的人,如果本人智力超群,尚有一时可捱,如本人资质平平,身边就没什么明白人了。从股市和楼市的政策来看,无论如何算不上是聪明人所为,自以为是的阳谋反而透露出一种不祥的气息:我们的决策层正走向一种愚蠢而又自负的境地。
      智者自负,尚有资本;愚人自负,则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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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雨

     
      今天,六月四日,阴雨,股市大跌。
 
      纪念日。有同事问我,什么意思啊?我说,今天是纪念日,她赞我居然还记得,因为那个时候我只不过在读小学三四年级。是的,我对那时的事情也许并不很了解,并没有参与,对于我的性格而言,也许年幼到足以使我幸存下来。但是,我仍然有记忆,我不愿意忘却。
      说实话,我觉得类似运动的发起并不见得有足够多的新意:年轻的大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前,把一封信高高举过头顶,任凭帝国的首辅铁青着脸傲慢地路过——这样的事情以前有过,比如康梁;当然,帝国的反应也许也并没有足够多的新意,类似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从广场上后来上演的种种来看,我也不认为我们的知识分子足够成熟到能够担任领导,或者说,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利用;运动后期,广场上帮派斗争层出不穷,集体性的癫狂时有发生,那位神经质的女生看起来既不像汉娜·阿伦特,也不像罗莎·卢森堡,也不像武则天,更不像薇依,或许,有一点像同样神经质的贞德,却遗憾地没有出现在民族战争的战场上。
      年轻的知识分子热血沸腾,他们爱这个国家,尽管现实或许并不能容忍这样的爱。话说回来,知识分子和市民(其中包括地痞流氓和街头混混)一同站出来的景象,在帝国政治史上并不多见。事实再次证明,在帝国政坛,拥有爱心的改革派难以成功。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如同二战时福斯特所评论的:如果我们击败纳粹的前提,是把我们自己变成纳粹,那么这样的胜利还有什么意义?在帝国政治斗争中,必须先杀死对方,但是当我们杀死对方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就成了杀人犯,从而失去了根基。
      最后的回忆,集中在那位手无寸铁的青年拦住坦克的画面,他被描述为“一个螳臂当车的匪徒”。
 
      若干年前,我向一位朋友提到,事后有一位日本友人评论:邓的功绩很大,但是把枪口对准自己的人民是不能被原谅的;朋友的第一反应是:日本人来指手画脚说什么。
      这是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记住很多,可是能够凭借什么去记忆呢,爱,还是仇恨。
 
      我一直认为,暴力对于施暴者的心灵造成的伤害,可能具有更大的意义。我们帝国的性格,就是如此浸淫养成的。
 
      股市大跌,因为帝国的颟顸。同事们几乎都有些恍惚,捧着咖啡开始讨论移民的可能性。
      我们真的要离开祖国么,真的可以么?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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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尔克和祁克果

     
      这篇草稿,是1月22日的,已经忘了为了什么缘故开了个头,又为了什么没有写下去。
 
      最早读里尔克,是《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冯至先生译的。回想起来那时候大约年轻容易受感动,读了之后似乎有很多感触,却又说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其实冯先生译这本小书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个大学生吧,想来年轻人初读此书,可能都会有类似的感觉。
      里尔克的诗译成中文,已经减损了很多诗的韵律,我想有一个原因是他的诗里思想也太多,如果同时要兼顾音韵,不是一般的高手可以达到的,甚至我觉得没人能做到。想必转译过来,思想也要打些折扣了,不过又好在是诗,有时候一首诗的气质本身就能让人感受到诗人的心。不过里尔克本来就极艰涩,我为什么会受他的吸引,当时还不甚明白。
 
      刚进大学的时候,还读很多文学,所以有里尔克;后来读些哲学了,于是有祁克果。同样是一个艰涩的人,一个看起来郁闷了很久的人,思想者,基督徒。他在谈论信仰的时候,似乎会激起心底的激情,平时则看起来不易理解。里尔克应该是读过祁克果,并且在参加一战服役后的幻灭感中越来越接近这个丹麦人,他写过一部小说,描写一位丹麦人在巴黎的遭遇,看起来有很多影子。
 
      有一天,似乎是读到巴金先生的哪一篇,说作者总是和读者隔膜,但是又有交流,读者从某位作者中读到自己,才可能被感动。于是我开始有点担心,是不是这两位的风格乃至性格和我有点像?之所以担心是因为这两位先生的生活看起来并不怎么令人羡慕,尤其在感情方面。里尔克早年结过一次婚,很快无法继续,以后一直没有什么故事,51岁死于白血病;祁克果更离奇一点,早年有一次经历,遭到悲惨的挫折,之后未娶,42岁去世。
 
      祁克果说:“我死以后,没有人能够在我的论文(那是我的慰藉)里找到那充满我一生的根本所在;也找不到封存在我内心最深处的作品,它解释了我的一切,常常使得在世人眼里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我眼里却举足轻重,或者相反,世人趋之若鹜之事,于我却毫无意义——在我将解释这一切的秘密注解毁灭殆尽之时。”
 
      有一个兄弟为了一个女孩开了space,说不想再错过。我想,无论处于什么状态、最后是什么结果,心里有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会很开心。但愿他能成功。
 
P.S.  领导说让我写点大家看得懂的东西,估计这篇又要迷糊了,其实,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想要说什么。权且把草稿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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