匮乏与恩慈

“年景不好”的消息越来越多。

最近听到的悲剧故事是一位30岁的金融业精英,因为高额贷款、降薪、产前抑郁、与丈夫的剧烈争吵,跳楼自尽了。有人收集了信息,看到21岁的她,笑魇如花、朝气蓬勃,似乎美好人生的道路正在面前展开……(我写这段话的时候是三个月前,最近的消息则是无差别攻击杀害市民,尤其是幼儿,甚至有向海外扩展的趋势。)

所谓“年景不好”有一种微妙而复杂的含义:一方面是资源匮乏的不好,一方面是人心残忍的不好,二者纠缠在一起,抱着团滚动发展。

我上中学的时候,复旦辩论队在新加坡拿了冠军,很少有地引发了大众围观辩论赛的热潮。那场决赛的辩题我还记得——“温饱是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背后所藏着的也是这个主题:匮乏/丰盛—残忍/恩慈。

这在圣经中是个重要的主题。

创世记开篇,上帝从无中创造万有,从某个角度也可以说他是一切“丰盛”的源头。而人眼睛可见的这个世界,是以物质形式对上帝属灵丰盛的模拟,目的是引导人进入天上的敬拜、真正的丰盛之中。然而亚当未能通过测验,导致了从灵性到物质的总体败坏,人也就悲惨地流浪在堕落后的世界上。

第三章,上帝作了一个判决——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这是圣经向我们描绘的人世生活:人没有因为叛逆罪而死,但魔鬼做了“现世的王”;女人还可享受成为母亲的幸福,但整个家庭关系脆弱不堪;至于男人,作为一家之主要去直面无解的匮乏。

上帝并不暴躁,悠悠地宣布了结果,这是人选择反叛的自然后果:从灵性、身体、人际关系到物质的全面匮乏。

人正好相反,从此开始暴躁,因为匮乏引起的焦虑无处不在。

马上,创世记第四章,该隐杀了兄弟亚伯。起因是两人各自献祭,该隐未获上帝嘉悦。关于原因,历来多有争论。我只能说,从文本看不出祭物或者献祭行动本身有什么问题,问题大概出在献祭者的心态。在文本中,该隐与亚伯的对比,最大的特征可能是亚伯从头至尾无言无语,也没有什么情绪变化。希伯来书把亚伯与耶稣联系在一起,连接点是亚伯的血在说话。亚伯跟耶稣一样,无言地取了软弱和贫乏的地位,以至于无辜被杀。而该隐,从头至尾都显得焦躁不安,言语也十分急躁。或许,身为农夫,他直接承受了上一章的匮乏判词。物质匮乏引起了灵性到人际关系的加速匮乏,很快导致整个生活的崩塌。

上帝并不暴躁,悠悠地宣布了结果:

“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加剧的反叛,引起了加剧的匮乏。

接着,该隐开启了一个人类尝试自救的传统,造了一座城,很努力地要克服匮乏——人,要变得更强。几代之后出了一位强人拉麦,发展出了各种技术,如今我们大约称之为“人类文明”。

这个段落终于拉麦的宣告:

“亚大、洗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

为了克服匮乏,必须变得更强,强到足以压制别人,压制那些同样挣扎着竞争的同类。到某个程度,就不得不变成暴力和残忍。人类社会到了二十一世纪,孜孜以求的,最后无非还是尽可能繁荣昌盛,要通胀不要通缩。或许,从现代社会的角度出发,避免匮乏是遏止残忍的办法。

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的名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出版于1990年,至今仍然不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带领人思考中华帝国传统的政治图景。不过,尽管这本书讲述了一个起于社会底层的事件,但重点还是落在皇帝与官僚体制的复杂互动。当然,没有一本书可以覆盖所有的视角,能注意到不同的视角、不断引起思考就很不容易。

孔飞力在第二章也探讨了叫魂案件发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并指出在帝国上层眼中的“盛世”之下,生活在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所遭受的压力。这种首先来自于物质匮乏的压力,进一步表现为社会心理的紧张和人际关系的冲突。在现代人看来充满迷信和集体癫狂的“摄人魂魄”案背后,是社会群体在经济压力下产生的对外来者、边缘人的敌意。当这种敌意进入大众意识,并遇到某个意外的出口,就有可能变成群体的暴力行动。在“叫魂”案中,往往是外来的社会边缘人(乞丐,近乎乞丐的僧人)遭到本地群体的攻击和迫害。而作为知识分子的地方官面对群众“揍他”、“杀掉他”、“烧死他”的呼声和行动时,通常显得无所适从。之后,这类案件则被皇帝识别为对帝国统治构成威胁、带有谋反意味的事件,并驱动整个官僚体制开始了一场注定无果的强力整饬运动。

孔飞力对中华帝国皇权、官僚制和政治文化的分析十分出色,但在这里我更感兴趣的是大众群体(尤其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表现出的敌意和残忍。孔飞力在全书总结部分指出,这是一个“受困扰社会”(impacted society),深受“反常权力”的困扰,长期不能享受权力的民众,在官府发起的妖术清剿中,可能利用这类风潮来迫害自己的仇人或者从中牟利。孔飞力说这是一个令观察者特别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并不无忧愁地问道,这“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的一种道德报应?”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摩尔(R. I. Moore)在《一个迫害性社会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a Persecuting Society: Authority and Deviance in Western Europe 950-1250)一书中也分析了类似的社会状况。中世纪欧洲也在各种压力之下,出现了针对边缘群体的系统性压迫现象。教会主导的异端审判在观念和制度上成为迫害行动的驱动力,另一方面,也反过来界定和促进了民众性异端的不断诞生。我给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上课时,也让他们读过伯明翰学派的名著《管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作者从上世纪60年代英国因青少年抢劫案引发的公众恐慌入手,论述政府政策、媒体传播、立法司法、民众心态如何共同发展出一种排外、“搜寻敌人”的文化态势,最后,作者指向了在这段时期,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帝国自身的重重危机。

难解之局。

旧约之中,我特别喜欢路得记,可能因为我总是对大英雄大叙事抱有情感上的怀疑(当然,旧约里的主角都有很明显的缺陷,看着不像英雄,甚至有不少猪头三)。路得记讲了一个底层女性的故事。整个叙事最奇特的地方是,在一个明显匮乏的背景之中,每个人都展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恩慈。我不觉得文本引导我们把拿俄米家绝嗣与违反律法去外邦地界逃荒联系起来,这种理解跟主题不符。看起来更合适的理解,作者只是为我们搭建了一个继承了创世记主题、物质十分匮乏的舞台。然而,在这个舞台上,每个演员,无论主角配角,都表现出了自己的恩慈。路得固然是主角,但俄珥巴也没有任何恶德,最后与婆婆洒泪而别;波阿斯固然是主角,但那位甚至没有留名的第一顺位责任人,第一反应也愿意吃亏赎回以利米勒的土地。故事的高潮,路得半夜钻波阿斯被窝,横看竖看不像正经人所为,但两人却表现出了极高的美德,事实上倒转了罗得与女儿的叙事。罗得的结局是什么呢?无非是在一种可怕的匮乏中,展现了人性的堕落,生出了摩押这个作为神子民仇敌的民族。而这段匮乏与邪恶的主题,在路得和波阿斯那里逆转,当然,他们进入大卫的家谱,指向了最后那位拯救世人的大卫子孙。

耶稣来的时候,先来一波治病赶鬼,把饱受匮乏之苦的可怜人聚拢起来,同时,他最为敌视的,正是那些生活优越、却还要掠夺穷人、还加上宗教名义的伪君子。或者,我们也可以把耶稣的工作理解为:那位有一切丰盛在他里面的圣子,自己成为贫穷,甚至舍命,为了使人与上帝和好,享受神圣的仁慈,又赐了圣灵,藉着教会,特别在这个匮乏的世界传恩慈的好消息,要带领人进入末世的丰盛和安息。

所谓好消息,大概也可以这样说,就是要从根子上解决人因与神脱离而陷入的匮乏和残忍。每个罪人都是残忍的,如果你不觉得自己残忍,或许是因为你还比较富足,或者比较虚伪。这样,我们回想起耶稣关于财富的说法,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说财主难进天国,不是因为他有钱,而是因为钱财要么掩盖了残忍,要么使他因虚伪而变得更残忍,变成“抢劫寡妇的宗教领袖”。

王尔德说,一切事情都与性有关,除了性,性与权力有关。近来教会领袖接二连三爆出丑闻,深处无非还是这个问题。富足的领袖,最终走向了压迫弱者,抢劫他/她们的钱财,抢劫他/她们的身体,抢劫了他/她们的生活,最终抢劫了他/她们的人格——那是一宗残忍之事。

至于建一个普遍压迫弱者的体制,一遇压力就开始在内部找敌人、贴标签,那就更无话可说,埋头朝地狱直奔了。“战神山兴衰记”里,大牧师嘴一撇说:他的教会那么小,我怎么可能顺服他?

过去几十年,教会表面的丰盛,或许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灵性增长,而只是因为上帝的普遍护理,物质充裕,有条件多做一点项目。换句话说,大半还是这地上之国的运行方式。真的天国,大概要在匮乏中让人看见真正的恩慈,才算是一点微小的工作。

年景不好。几位使徒分手道别的时候互相提醒:请记念穷人。

年景不好。开口要高薪、去丰饶之地宣教的越来越多。将来穷人要在耶稣台前记念你。

上帝坐在宝座上,撒旦来打赌:你且撤去护理,看他在匮乏中行事为人如何。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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