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与世界的世俗化:一个反思

约好写一篇,想了许久,问题越来越大,暂时没有时间详细研究,只好把初步的设想记下来,谨供参考。以下是提纲。

问题
一、宗教改革的动力
    1. 基督教信仰的实践结构
    2. 教会的建立与拓展
    3. 中世纪的教会改革与宗教改革的差异
二、世界的世俗化:作为结局的宗教改革
    1. 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的政治神学
    2. 宗教改革的进程:反向视角
    3. 民族国家的兴起
    4. 教会的困境
    5. 一个例证:《血战钢锯岭》
三、如何不断改革?
    1. 现代世界的景观
    2. 回顾:基督信仰在现代的困境
    3. 回归有力的认信与反思
总结

问题

宗教改革之后,世界的世俗化进程变得非常明显。这是一个整体性的巨大转变,并且因着欧洲出现的新形态国家,整个世界都被纳入这个进程。今日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极大地同质化。而当下这个世界的景观,与宗教改革有极大的联系。这个转变的进程,不只是路德和加尔文在教会教义方面的改动,同时还包括了亨利八世建立新教国家这样的政治变动。

我们都有一个总体的印象,即宗教改革与世界的世俗化进程有联系。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同样,由于重大事件的时序先后造成的印象,我们会觉得,宗教改革是世俗化的开头(先不论因果关系)。但是,对这样一种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的关系,显然不可能作简单的理解,而需要不断地厘清和反思。

对教会而言,这样的反思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我们身处在一个多元主义的世界,每个人,每个群体,据说都有属于自己的信念,各人都在这样的信念基础上构建其自己的生活。宗教改革提出“五个唯独”,而今日我们面对的是无数个“唯独”。“唯独”构成前提,惟其“唯独”,故不可商议;如果人人抱持不可商议的“唯独”,教会又要如何“不断改革”?“警惕世俗化”的批评是容易讲的,简单地应用一些道德主义的标尺就可以,但是,如果“世俗化”从一开始就已经与这个世界的结构深深地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必须挖掘得更深。我们为何警惕?又要如何警惕?

一、宗教改革的动力

1. 基督教信仰的实践结构

先看一处十分重要的经文。马太福音十六章:

13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14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15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16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儿子。”17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18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19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20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21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22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23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 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24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25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26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27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28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耶稣在这里建立他的教会。首先,建立在认信的基础上,一个简单的认信(我同意认信的内容和认信的人同等重要)。在彼得正确地认信之后,耶稣给予了极大的肯定。然后,耶稣进一步阐释前述认信的涵义。此时,彼得作出了错误的表示,这表明,在对他之前正确的认信作进一步反思的时候,他的错误被暴露了。这个错误的性质极端严重,以至于耶稣立即给予与之前同等的极大的否定。接着,耶稣又作了一个教导,表示门徒们需要以自己的生活来检验认信的真实性。嗣后,当耶稣被捕,彼得三次不认主,意识到之后就出去痛哭,因为他明白自己的认信没有经受住检验。

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因为耶稣指出了即将建立的教会的实践基础:认信与反思,其中,反思又分为两方面,神学性的反思与实践性的反思。彼得做了一个正确的认信,是建立在先知的预言和耶稣的宣告上的,但这个认信需要接受反思。它可能在神学上有偏差,比如对弥赛亚的工作认识错误;或者有实践上的偏差,比方缺少圣洁的生活,或逃避受苦。

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实践结构,这个结构始终在发挥作用。

2. 教会的建立与拓展

新约的其余部分,记载了教会如何建立和拓展,很明显地具有上述结构。

在五旬节之前,彼得等人接受了耶稣的神学训练(徒1:3,路24:44-45),彼得也接受了耶稣的辅导,生命得以更新,耶稣也教导了他应当如何生活(约21:15-19)。五旬节,彼得对众人发表了一篇讲道,是神学性的,用圣经确证对基督的信仰(徒2:14-26),接着,

37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38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39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 神所召来的。”40彼得还用许多话作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41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42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

彼得进一步澄清,他们需要相信什么,又需要怎样生活。这样,教会就建立起来。教会不断拓展的动力也正是:基于圣经的认信,神学性的反思,以及生活的(实践性的)反思。事实上,全部的新约书信都可以从这个实践架构去观察和理解。保罗所阐发的,无非是以对基督的认信为中心(以颂赞、感恩、陈述、责备等方式不断加强),将神学和实践性反思不断推向深处。由此,基督教信仰的实践就表现为“普世信仰”与“地方性群体生活”相结合,不断深入、壮大。

初代教会的历史,也同样反映出这一实践结构。正典的形成,意味着认信和反思的依据得到牢固确立。接着,由于受到异端的挑战,教会不断澄清神学;由于受到罗马政府迫害,教会也不断以行动检验信仰。神学与生活两方面的反思密切结合、互相促进。

基督教信仰的动力来自于此,宗教改革的动力也来自于此。

3. 中世纪的教会改革与宗教改革的差异

宗教改革针对的是中世纪传统下的教会。但在中世纪,教会也发生过许多次可辨识的改革。我们应当思考中世纪的改革的动力与宗教改革究竟有何不同。

中世纪遭遇了经济和文化的匮乏,尽管在局部有繁荣或复兴,但相比希腊-罗马世界,总体上退步了。这种退步直接影响学术水准,导致圣经研究水平下降,甚至圣经的传播都大受影响。同时,罗马教宗制建立后,日益倾向于一种威权体制,而非反思性的治理结构。于是,当教会发生问题,需要改革时,神学性反思一翼疲弱,无法提供恰当的监督和掩护,教会不得不倚靠另一翼,即实践性的反思。中世纪的改革,多次从修道院发起,背后的原因是,教会的神学和治理出现问题,必定会反映在生活上,神职人员的生活总是可以成为发起改革的立足点。修会发动的改革,通常都是从反思神职人员的生活开始的。这样一种不平衡的反思模式,自然会发生问题。问题在于,理论与实践必须是结合的,如果只从实践入手,慢慢必然生出理论;而如果这理论不是基于圣经正典的神学,就会是另一种理论。

克吕尼运动引发了格利高里七世的改革,极大地加强了教宗制的政治性。由此,中世纪教会发展出了教会法传统。整个教会的治理和运行,乃是依赖于一套法律体系和法学理论。在此之后,担任教宗的法学家明显多于神学家。当然,这不表示中世纪没有神学或者缺少神学家,而是说,中世纪的神学会有一种自然的、与法学相联系的倾向,神学理论可能以法学理论或法律格言的形式表达,或者彼此借用、沟通。

格利高里七世改革后,教会的圣统制日益强化,其重心不断偏向强化政治性的制度和结构。教会的神学则日益离开圣经正典的研究,而以教会权威加强之。由于其神学根基遭到削弱,就不能产生真正有力的改革。中世纪教会前后相继的改革努力,总是回到修会传统对教士生活的反省,以此作为立足根基。当一种敬虔运动动力减弱,主导的组织本身不再能坚持敬虔时,又会有一种新的敬虔运动产生,如此周而复始。到中世纪中晚期,教会与世俗政治的纠葛日深,甚至需要借助于个人性的神秘主义才能稍微挽回。而神秘主义本身又引发异端泛滥。异端往往以神秘的个人灵性体验与敬虔生活吸引人,教会则以法律权威压制,于是整个“认信与反思”的实践结构日益紊乱。

宗教改革发动之初,显然也是从实践性的反思出发。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基本上指向赎罪券。赎罪券显然是个实践问题,尽管背后有神学偏差,但直接被查验的首先是实践,这种查验的发动甚至不需要怎么借助神学。因此,教廷在面对路德的时候有些反应迟钝,可能有一个错觉,以为这位修士与所有之前的修会改革行动类似,不会产生结构性(神学性)的破坏。但是,这次不一样,路德不仅出身修院,他还是一位大学教师。

时过境迁,路德站在人文主义铺设的道路上,他始于实践的反思,必定终于神学。为路德提供思想资源的,是人文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不再囿于教会法框定的范围,发掘古典学术资源,并将文本考订的方法用于圣经。为路德提供了很大帮助的,一是重新刊行的奥古斯丁作品,一是伊拉斯谟校订的新约希腊文本。人文主义学术实际上帮助路德回到圣经正典,不再以教会法制维持权威,而是以反思性的研究恢复了基于圣经的神学。此门一开,路德的改教就与之前一切中世纪的修会改革运动不同,很快从实践反思进入神学反思,由此追溯到教会认信的正确性。这当然在根本上动摇了教会现行的体制。

因此,宗教改革与中世纪教会内部改革的差异,在于宗教改革借助学术进步恢复了之前被压抑的神学性反思能力,由此进一步校正教会认信。宗教改革发现了教会原初的发展动力,这个实践结构已经被压抑了许久。

二、世界的世俗化:作为结局的宗教改革

1. 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的政治神学

圣经中有大量教导指出信徒应当“与世界分别”,一切享乐的、肉欲的事物,基督徒都应禁绝,教士则须严格分离。自初代教会,就有一个脱离凡俗世界的传统。因此,教会对“世俗化”自然非常敏感。问题是,当我们今日谈论“世俗化”时,究竟在说什么?一方面,我们依然可以简单地谈论个别、具体的世俗化事物,金钱、情欲、此世的名声,等等,基督徒依然常常为此受到提醒;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思想和结构(甚至“社会”这个词本身)都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使我们不得不不断反思,甚至反思我们借以思考的前提。

有时候,近代以来的“世俗化”进程被理解为一个“理性化”的进程,原先人们所信赖的“宗教”被可验证的科学取代。比方韦伯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追问为何西方发展出了整体的现代观念。在他那里,理性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到近现代才得以最终完成。而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相比,本就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宗教。

问题在于,从历史来看,世界的“世俗化”或“理性化”并非一个断裂式的发展,并不是到了某个时期,从西方开始,世界就进入到了理性的时代,而这个新时代与之前的旧时代判然两分。

上文已经提到,中世纪教会的神学反思力量不足,反而发展起了一套法学思维,这种思维在与世俗国家的斗争中不断强化自己。但是,到中世纪中晚期,这种斗争和强化发生了一个奇异的交换。由于教会借助于法学建立权威,其结构变得与世俗国家日益相似,或者至少可以说,没有本质性的抵触。于是,发生了一种思想观念的交换,那就是,世俗国家的法学(主要是罗马法)不断与教会法发生交换,并被转移和嫁接到教会领域,而同时,教会的神学则不断与国家的政治理论发生交换,并被转移和嫁接到国家的领域。教会的这种世俗化或“国家化”,与国家的“神圣化”同时发生,并肩而行,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时,人类思想的一些基本前提也开始发生变化。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欧洲人的时空观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时间观从原先“脆弱”和“易逝”的观感,转向了“永远延续”;空间观则从一个封闭、有秩序的世界(cosmos)转向了一个无限、不确定的宇宙(universe)。时间观的这一变化,导致人们在世界观中预设了一种永远存续的观念,一些与永恒无关、但又永远持续的观念开始产生,尤其进入政治领域,比方“祖国”、“人民”这一类概念。空间观的变化,则令人们的世界观失去了目的论的前提和道德秩序的基础,世界不再是稳定的,而是失去了中心,各个空间“同质”而又“相对”。这意味着上帝对此世界的限定被撤除,上帝日益成为一个“退隐”的上帝,而整个世界敞开在人面前,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同时,世界也失去了中心,空间只具有相对的位置,绝对的秩序不复存在,价值不再是天然稳固的,人类将自行开辟出某种相对的秩序。

因此,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世俗化”进程,比我们平时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这个进程不只是个人性、道德性的“世俗化”,而是整个世界观的转变。更重要的是,这个转变并不是全面撤销基督教,而是将基督教的若干概念和原理改造后平移到人类的世俗政治领域。在此基础上,人们事实上仿照了基督教的实践结构,塑造出了一个世俗政治的实践结构。

首先,是认信的重塑。一种新的普世主义信念产生了,那就是对“人”本身的强调。“人性”被抬升到一个崇高的地位。这个观念的改变当然与时空观的转变有关。因为时间无限延续,“人类”作为一个集体出现,取代了中世纪晚期对个体生命易逝的强烈感受,现在人们开始产生了一个“人类永存”且“不断进步”的观念。而空间的打开,意味着人类作为一个集体,拥有令人兴奋的前景,可供不断地探索、再探索。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时所说的“这是个人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正体现了这一点。“人类”及其无限“进步”成为一个普世信念,进而,人类的“各方面”都进入无限进步的轨道:理性、身体、还有道德。

其次,是正典的重塑。基督教的正典(canon)是认信的根基,也是神学反思与实践反思的标准。而从中世纪晚期到现代,西方人开始不断地重造一个世俗的正典。这个“正典库”由大量的文学、政治学、法学、哲学、科学、甚至音乐作品组成,其内容指向“人类”的各个方面,从理性、情感,到共同体的组织方式,到道德伦理,并且还可以不断增加。晚近,经济学作品也加入到这个正典库中。这整套的“西方正典”成为了普世人性信念的认信基础。在正典的基础上,则不断塑造着各种哲学和生活方式。

再次,就是反思的重塑。现代社会也生成了一种“不断反思”的结构,哲学在不断更新,后一种理论将取代前一种,政治、法学理论也是如此。这种反思结构不断推动理论的更新,也就不断推动着国家的建立、改革。同样,对生活实践也有类似的反思结构,每一代人都在不断反思前人的生活,并通过哲学的更新改变生活方式。

由此,就形成了一个有所依靠、但又不断变动的现代世界。这个世界可以为人提供物质和精神生活,提供意义。

2. 宗教改革的进程:反向视角

这样,当我们再反观宗教改革的时候,就有一个不同的视角。亦即,不把宗教改革视为现代世界的开端,反而将其视为从中世纪开始的一系列变动的(阶段性)终点,因为在此之后,世界就进入了一个确定的世俗化轨道,并没有本质上的重大改变。

宗教改革建立在人文主义学术的基础之上,它继承了中世纪中晚期以来的种种哲学方面的变动。在路德之前,瓦拉就已经证明了教廷的重要法律文件乃是伪造品,瓦解了教会政治诉求的依据。在路德之前,伊拉斯谟就根据古代抄本校订了圣经新约的希腊文文本,虽然仍有很大进步余地,但圣经考订的工作就此建立起来。在莱比锡辩论时,虽然路德实际上并未占到上风,但在场围观的人文主义者一致偏向路德。

从世界的世俗化进程来看,宗教改革并不是开创性的,反而是确定了一些已经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发展结果。虽然宗教改革努力地尝试恢复基督教的实践结构,但由于其不得不借助于人文主义学术,因此事实上不能在原先的有形普世教会架构中完成改革。或者说,宗教改革从实践反思进深到神学反思,进而恢复认信本身,这是当然是正确的路径;但是,在宗教改革进入神学反思时,客观上也同时在帮助世俗人文主义不断深入建立其实践结构。当宗教改革进一步回到圣经恢复基督教认信时,客观上也同时帮助了人文主义否定圣经权威,因为圣经的考订在改教家的运用下被用于恢复基督教认信,而在人文主义者的运用下则将被用于质疑基督教的认信。同样,宗教改革削弱了原先教廷的法学-政治结构,使形式上的普世教会不再存在,转而证明一种内核(无形)的普世教会,接着建立起国家教会。这个操作同样在世俗国家中平行发生。在世俗国家方面,确立起一种无形的普世价值(人性),随后进一步确立起一种有形的组织(民族国家)。

可以这样说,当宗教改革着手改革教会时,它的世俗平行项也必定同时发动,而且其动能胜过教会。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符咒一般:改革教会的代价,是同时塑造出一个在政治神学意义上与教会平行的世俗国家。

如果这样去观察宗教改革,它的首要性质就不是标志着现代世界的开创,而是指出一个从中世纪中晚期开始的世俗化进程的完成。虽然这个世俗化进程还有许多路要走,但路径依赖已然确立,宗教改革乃是标志了一个结局。

3. 民族国家的兴起

上文已经提到,随着宗教改革的展开,世俗国家在同步进展,其底层结构与基督教很相似。世俗国家首先建立起世俗的普世信念:人类,人性。由此建立起一种“地上乐园”的盼望:无限进步观、探索、理性的力量、物质的丰富、技术进步、公民道德的进步、人的自由……随后,一种具有无限延续性的世俗共同体也建立起来:祖国,人民,民族。在其中,科学成为普世意识形态,科学家则成为这种世俗宗教的祭司。国家和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经过科学的证明。这是民族国家普世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建立之后,也在发生普世主义的不断下行。国家催生了“敌人”的观念,民族则设定其他民族为异己。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在不断的战争和战争准备活动中完成的,在这过程中,民族国家将尝试削弱“普世人性”的力量。在战争中,民族国家普遍将敌对国的公民描绘为魔鬼,或者从政治神学看,将他们塑造为“非人”。

于是,在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又产生了一种矛盾,即普世人性观与民族国家观之间的抵触。它们并非必然冲突,但要求有一种精致的调和。

4. 教会的困境

于是,教会在现代世界陷入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基督信仰、人文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复杂的敌友关系。

基督新教与人文主义有亲缘,人文主义高举的“普世人性”与基督教信仰有暗合之处;同时,基督新教在进深处则与人文主义相悖,因为后者乃是向往一个地上的乐园。民族国家与人文主义有亲缘,国家常以普世人性为立国的意识形态口号;同时,民族国家又与人文主义的普世主义矛盾,国与国发生战争时,两边都会诉诸于本国的民族主义,不会念及“人类共同体”。新教有民族国家存在亲缘,因为新教既然否定天主教的普世形式,就必定转向国家教会,现代欧洲的格局也是宗教战争之后确定的;同时,新教与民族国家也有矛盾,因为基督信仰在本质上要求普世性,决定了同一个信心将跨越国界的众人联结在一起。

这个状况,打个比方说,好像一位武士操练一种功夫,使他能够从重病中恢复,但练习这种功夫将同时制造出一个与他自己相似的分身。现在他虽然恢复健康,但不得不与这个分身持续地战斗,而这个对手了解他的一切招数,甚至比他的功力更高。

于是,这个战场上一片混乱。

基督教可以与普世人文主义联合起来,一同反对国家主义,这个时候,究竟是基督教在反对国家主义,还是普世人文主义在反对国家主义?——当基督徒加入反战游行。

基督教也可以与国家主义联合,一同反对普世人文主义,这个时候,是基督教在反对普世人文主义,还是国家主义在反对普世人文主义?——当基督徒加入反对接纳穆斯林难民的游行。

普世人文主义也可以与国家主义联合,一同反对基督教,这个时候,基督徒需要为此感到抱歉吗?——当基督徒在一个反对基督教的国家宣教时。

这是基督教在现代世界的困境。

5. 一个例证:《血战钢锯岭》

三、如何不断改革?

1. 现代世界的景观

前文论到了宗教改革如何显示了一种世界世俗化的进程:一种“政治神学”的展开,基督教实践结构被平移到世俗国家,建立起了一种异常强大的国家意识形态。但是,这个世俗化的“分身”毕竟只是一个不完美的复制品,尽管看起来它已经全面压倒了本体。

这个世俗化的现代世界,越来越表现出一些裂缝。

首先,“世俗正典”的品质无法保证。

西方人不断构建一套“世俗正典”,这构成了世俗实践结构的基础。这个正典是通过文学家、哲学家、法学家们的不断努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建立。与圣经相比,这个“正典”有一个本身的缺陷,就是它有赖于人类自身的不断创造,它必须不断被更新、补充、修改。从性质上讲,“西方正典”不是一套确定的文本。这一度被认为是世俗世界相对于教会的优势,但是,它的缺陷正在逐渐显现。

哈罗德·布鲁姆说,如今是“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人们不再阅读经典作品,而是被《哈利·波特》或斯蒂芬·金俘虏,美国总统则以“从未完整读过一本书”自夸。

一些基督徒可能苦于阅读文化的丧失,网络和快速消费阅读品的泛滥令信徒们不再有深入阅读,甚至不读圣经。这个现象对世俗国家并非没有危害,人们同样放弃阅读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经典文本。当人们离开正典,他们的信念就将动摇。

另一方面,大学人文精神的衰落,也令世俗正典遭受威胁。西方人文主义的根源在大学,正是大学的人文精神催生了西方正典。当大学不断官僚化和商品化,学者们失去独立人格、埋头于以学术黑话生产大众无法理解的“研究成果”,就令世俗正典失去了源头活水。

由于世俗正典的衰败,世俗认信也处于不断松动之中,一些曾经的“普世价值”遭到消解。这是世俗认信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在普世人性观中,将个人的信念归入私人领域,必定导致认信的不断多元化和碎片化。每个人都可以主张,他的信念应当受到平等的保护。如此,所谓“主流”价值观始终处在变动之中,因世俗正典衰落,也就不断偏离原先确定的根基。

理所当然地,当正典和认信松动,反思的力量也将不断被削弱。“价值”的虚无、立场的多元化,将阻断深入的反思,因为一旦反思触及个人生活,就会立即被“你无权干涉”的政治正确阻挡。无论是理论的反思,还是生活实践的反思,都将停留在浅薄的层次上。由此形成的景观,是原子化的个人和无意识的日常生活。而现代世界的大众文化,又会反过来不断冲击正典的根基,苏格拉底“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命题被彻底遗忘。

另外, “无形的”普世人性与“有形的”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始终未能找到妥帖的解释和处理。即便是《血战钢锯岭》反映的美国价值观,要将两者捏合在一起也越来越困难。普世人性观可能表现为与国家的现实政治不符,使两者之间的矛盾明白地显现出来。

2. 回顾:基督信仰在现代的困境

上文已经提到过教会的困境,表现在教会与普世人性观和国家主义的复杂敌我关系。在思考教会今日的反应时,有必要作一个回顾。

由于现代世界的世俗性并非与基督教全无关系、截然相反,而是在极大的程度上借用了基督教的实践结构,这就令教会面临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在于,世俗国家的这种“政治神学性”的实践结构,也在反过来输入教会、影响大众的基督教信仰。

近代以来,基督教信仰的私人化倾向不断加重,这当然是与整个世俗化进程相一致的。体制性的教会被收拢到民族国家之下,难以作为具有公共性的实体构成与国家的对立。在良心私人化、信念多元化的社会中,教会的边界变得模糊。于是,世俗国家的信念,由于其结构本就借用了基督教,对教会产生了许多影响。基督徒们所持的信念,很大程度上是被世俗国家塑造的。这很自然,因为当一个人出生,他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国民,以后才由他自己“选择”信仰的内容。由于世俗国家的信念与基督信仰的相似性,基督徒们接受了世俗化的信念,却很容易误以为这来自于基督教。

基督徒们很容易接受普世人性观,因为这种普世性与圣经教导有相通之处。基督徒们很容易找到圣经经文来支持普世人性观,并将这种观念等同于基督教信仰中“爱”的面向。并且,有些时候,基于圣经的信念与基于普世人性观在外观上可以变得很相似。比如,当一位人权斗士遭遇迫害时,基督徒们可能极力提供支持,甚至非常努力地在没有(符合圣经的)证据的情况下,要把他说成是一名基督徒、且是基督徒的榜样。反过来,某些基于圣经的信念,如果与普世人性观相悖,则可能遭到基督徒的怀疑。比如,当两名宣教士在穆斯林国家传教并被杀时,基督徒们却可能提出许多质疑,甚至在有(符合圣经的)证据的情况下,非常努力地要把他们说成是异端,或者至少是“不成熟的”、不能作为榜样的基督徒。

普世人性观在现实的国家政治领域可能造成越来越多的不协调,基督徒也可能不加分辨地自动接受国家主义的价值观,将它与基督教信仰中的“争战”的面向。例如,当国家政治倾向于怀疑和排斥某个种族、持有某种信仰的人群时,基督徒可以相当容易地把这种信念与传福音导致的对立联系在一起。

以上两种可能是潜伏较深的世俗信念,另外一些或许更明显,例如讨好人的成功神学,无边界的“普世运动”,将民族国家的富强与基督教联合,等等。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教会若没有意识到自己接受了潜在的世俗信念,很容易导致教会身份的模糊及使命的偏移。教会可能形成与世俗世界类似的景观:一群原子化、持有私人信念的个人,在普世人性观和国家主义两极之间来回摇摆,将其包装成各种“基督教信念”,这类实践可以为基督教带来人文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的喝彩,并以此证明自己在现代世界中的身份。

3. 回归有力的认信与反思

最后,我需要提出一点建议。事实上,这个建议在以上的反思之后,并不难以得出。

基督徒们必须重建基督教原初的实践结构,即以圣经为根基,建立健康的认信,加上在神学和生活两方面不断的、回到圣经的反思。

教会必须恢复基督教原本有的、十分清楚明白的信仰宣告。这意味着,基督徒必须被提醒,他应该相信的内容有哪些,他不可以停留在一种对基督教信念简单、模糊的印象中,因为那种印象几乎必定包含了世俗信念。基督徒必须恢复对上帝是谁、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他所作工作的意义、圣灵是谁、基督徒生活应有的样式,等等一系列教义的清晰认信。因此,地方教会首先应当重建自己的信仰宣告。

教会必须恢复认信,这表示,在今日这个世俗化的世界,由清晰认信而产生的宗派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困境无处不在,甚至对“宗派”的理解都需要先经过反思。我在这里所说的宗派,不是指由私人意见建立自己身份的团体,而是指拥有符合圣经的、清晰认信的宗派。宗派的意义,不是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山头,而在于极度认真地对待基督信仰。因着对基要真理的认真,基督徒也必定要在那些重要而非基要的问题上认真,因着这份认真,必定产生宗派。宗派并不意味着分裂,宗派恰恰意味着在一个被普世人性观统治的世界,拒绝虚假的普世性,重建真正的基督教普世观。

同时,有形的教会共同体也变得极端重要。在现代世界,原子化的个人是基督教信仰失去现实性的根本原因。个人的原子化,也意味着人已经接受了人文主义的前提和国家主义的解决方案。因此,必须重建有形教会。惟有建立了健康的地方教会,才有进一步与世俗世界作战的可能。

惟有在一个有形的地方教会中,才有可能进行神学的反思和生活的反思。这也表示,必须取消惯常的“神学”与“生命”的对立。依据圣经对神学和生活作反思,是基督教实践结构的重点。缺少了任何一方面,都将引向以世俗信念填补缺失的那一部分,并进而破坏原本尚可的另一部分。

基督徒必须恢复神学,恢复从圣经出发检验一切既有观念的习惯,使这习惯成为一种品格。尤其是对于教会中常用的措辞,对于几十年或一两百年的“传统”,都要仔细加以查验,因为其中可能窜入了世俗信念。教会的一切小事、简单的习惯用语,背后都可能隐含着神学问题,并隐含着圣经观念与世俗观念的斗争。例如,一个形成时间不算太长的习惯语“福音未及之民”,用福音信息是否可以在某个民族内部自行传播、不需要外来者推动作为标准来界定。这个观念在圣经中是找不到可靠依据的,其来源是现代商业操作中衡量企业分支机构业务开展的标准。这类概念或许可以帮助理解某些问题,但若形成习惯,则必定将世俗信念引入教会。

基督徒的生活反思,也应当在教会共同体中进行。这也意味着,必须首先恢复对基督徒身份认定的检验标准。不能以“决志祷告”、“心里相信”界定一个人的信徒身份,不能轻忽地执行洗礼(比如受洗者不加入教会,似乎教会只是为个人提供施洗服务),不能轻忽地执行圣餐礼(比如让无法确认在过基督徒生活的人参与圣餐),不能疏忽教会惩戒(容忍犯罪而不悔改者在教会中)。

当教会依照圣经进行神学和生活反思时,它与世俗信念的矛盾才会显示出来。一个认为基督信仰意味着私人灵性操练的人,不会接受有意义的教会成员制;一个认为基督信仰意味着为民主人权奋斗、或者认为基督信仰意味着民族国家复兴的人,不会接受单单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一个认为基督信仰意味着爱和宽容、地狱意味着偏狭极端的人,也不会接受宣讲审判信息的教会。教会必须把这些矛盾充分暴露出来,才能告诉世人,基督信仰究竟是什么,也只有如此,才能恢复教会的活力。

这也表示,教会必须不断推动圣经的学术研究,以及人文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帮助过路德,今日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反思教会,也反思这个世俗世界。惟有在圣经和人文学术两方面同时进展,才能不断坚固基于圣经的信仰,并分辨世俗信念,进而以基督信仰提出回应。在现代世界,基督徒们不可能再过一种“只要听牧师就好了”的生活,他们必须建立更深入的神学、更敬虔的生活,才能在这个世界为福音战斗,他们也必须更有学识,用以分辨时代。基督徒们必须不断培养“有充分圣经依据的立场”和“有立场的实践智慧”,并在教会中,带着爱心实行出来。

总结

在今日世界,“世俗化”是极为复杂的现象,不能简单地以一些道德教训来回应。因为这个世俗世界具有一个与基督教信仰十分类似的实践结构,我们的“基督教信念”中很可能已经渗透了世俗信念,甚至是与生俱来的。

“今世的风俗”、“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很可能比我们通常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精致得多。我们必须对今日世界的世俗化有更充分、更深刻的认识。

宗教改革提醒,必须不断改革。如果我们认识到宗教改革是在努力恢复基督教的实践结构,将有助于我们找到当下处境中的这个实践结构所具有的问题,并努力依照圣经恢复之。

2017-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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