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鲁里的起手式是批判利奥·施特劳斯（她的《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观念》也由三辉出版）。这恐怕会令一些人吃惊（比如，《政治观念》的中译序与该书内容就并不怎么相配）。因为，时下有不少人将施特劳斯视为“哲人”，或许也有人认为依循这样的政治哲学，可以为中国的政治实践找到道路。德鲁里直斥施特劳斯是一个“激进、极端、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保守主义分子”（《政治观念》再版导言），并且他的学说已经直接影响到现实政治，并将走向暴政，尤其是培育出一批“傲慢、无节制和虚伪的精英”。
而施特劳斯的思想渊源，在科耶夫。
我特别欣赏作者的一点是——直截了当，有立场。她就是来批判的，并指出后现代主义不是什么左派运动，而是左右两翼的尼采信徒之间的争论（1）。我觉得德鲁里是带着一种现实的紧迫感研究和写作的，因为后现代真的是个烂摊子。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科耶夫；第二部分论科耶夫在法国的信徒们（葛诺、巴塔耶、福柯）；第三部分论科耶夫在美国的跟随者（施特劳斯、布鲁姆、福山）。
首先，作者分析了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读。作者对黑格尔的评价相当积极，认为他是辩证的、乐观的、专注于道德生活、以及对哲学在世界历史中的任务有清醒的认识（8）。而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读是颠覆性的。
科耶夫的人论，将其置于自然史中，认为人之为人，乃是脱离自然，以征服奴役另一个人，由此发展出人的自我意识（28）。人展开了纯粹出于荣誉的战斗，这种战斗就是反自然的，拥抱生命的，结果则是“胜利或死亡”（31）。当人做出这样的选择，就成为真正的人，无论结果如何。而这个结果，要么是成为统治他人的主人，要么就死去，在两种情况下，都将证明他是自由的。但是，一旦主人的统治进入一个“平台期”，即稳定安逸，就失去了之所以为人的基础。由此，构成一种二元对立：人性—动物性，国家—家庭，男性—女性。科耶夫认为古代异教国家是前者的代表，而将基督教视为软弱的女性伦理，因为人不再纵身跃出自然，不再否定自然（43）。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绝对的主人，基督徒是全然受奴役的奴隶（50）。从基督教传统出发，异教国家被瓦解。因此，就必须杀死基督教的上帝，才可能恢复主人的统治，恢复人作为人的基础。而取代基督教上帝的，则是世俗国家（56）。于是，科耶夫钟情于斯大林，因为他代表了一个普遍的世俗国家的胜利，以革命的恐怖胜过对死亡的恐惧，也就恢复了人离开自然、成为主人的状态。
由此，科耶夫提出对当下世界的判断：这是一个基督教理想经过世俗化呈现后的世界，人人平等，逃避劳动，逃避战斗，因此历史终结了。历史终结于一个“普遍和同质的国家”，这个终极国家会需要一个普世性的暴君来统治（63-64）。从哲学的角度，哲学让位于智慧或知识本身，哲学家让位于智者；从艺术的角度，终结于抽象艺术；从心理的角度，终结于无神论（64-65）。科耶夫同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消灭民族国家，但他认定资本主义就已经完成了历史终结，不需要再有什么共产主义。全球形成一种共识的治理：自由、繁荣和平等，这就是历史的终结。因此，科耶夫后来帮助法国政府设计欧洲共同体（67）。
说白了，科耶夫的政治图景不是一个地上天国，而是普遍的暴政。科耶夫对“智者”的推崇，是一种诺斯替主义的现代表现，少数人掌握了“灵知”，以此统治。而他的末世论是无盼望的，意味着“人最终的毁灭”（81）。这种毁灭并非肉体的消亡，而是精神的窒息，人回到动物的状态。
科耶夫是反对理性的，认为理性造成了历史的终结，也造成的从自然界分离挣脱出来的人返回到动物状态，男子气消失，一切伟大、崇高、英雄性的东西都消逝了。因此，苏联与美国差别不大，最终都是理性的专制、奴隶道德和末人的胜利（131）。科耶夫思想的根源来自于尼采，而向后则成为后现代政治景观的基础。
科耶夫在法国开课，训练了一批门徒，极大地塑造了后现代思想家群体。作者拿出来分析的是小说家葛诺、哲学家巴塔耶和福柯。
葛诺全面接受科耶夫的思想，他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包括：历史、男子气概和对已失去的崇高感的怀旧（154）。将历史消解为小说，并描述为已经处于终结状态；哀叹男子气概的缺乏；生活只是对过往严肃、高贵、崇高的拙劣模仿（165）。在葛诺那里，历史的终点是让人无可奈何的，基本上人只能以玩世不恭的欢笑面对之，意义没有了。
巴塔耶也同意科耶夫，认为理性的胜利夺走了世界的生命和活力（169），他决定对抗这种人的衰颓，释放被理性压制的一切：疯癫、狂乱、二元性、痛苦、矛盾（170）。巴塔耶继承科耶夫，认为人之脱离自然，是以反理性的方式行事，对自然否定、反叛，以此证明自己的主体性（173）。巴塔耶认为这是自由，这种自由没有任何限制，也不受正义的约束（176-177）。所以，巴塔耶是以激情来回应理性的窒息统治，人在否定中找回自己。巴塔耶反对上帝，意图用撒旦取代之，以人类的反叛和犯罪来唤起激情（188）。在这一点上与尼采的酒神也相同。另一方面，巴塔耶也同样进入了诺斯替主义的行列（191）。正是这种不停的“颠覆”使巴塔耶成为后现代思想的奠基者。
福柯则又进了一步。他同样反对理性，但认为理性的统治是十分诡诈的，他的任务就是揭示出这种诡诈的统治（206）。福柯对规训权力、性、疯癫的研究，都是揭示那些被现代的理性所系统性压制的东西，认为那正是理性诡诈的统治。由此，也就不再有真理，因为真理都是被建构出来、压迫人的诡诈设计。没有真理，没有善恶，只有权力。权力制造真理，真理反过来造成权力（222）。福柯不接受理性的统治，以越轨的方式强行突破，不受上帝的约束，也没有真理。
接下来，作者讨论科耶夫在美国的影响。相比法国的状况，这条线索可能是平时不被注意的。
作者将施特劳斯列在首位。施特劳斯通过对古代僭政的研究，认为僭主这样的统治者、主人是应当追求的，那是现代世界所消逝的“贵族气质”（239-240）。而哲学家则作为帮助者存在，哲学家追求真理，但不能将真理揭示给大众，苏格拉底的遭遇就是例证（240）。在历史观方面，施特劳斯同样认为现代国家的平等性是个缺陷，他反对无能的大众对少数精英的统治，现代世界的问题正是因理性和技术而生出的平等主义统治（253-54）。施特劳斯也主张追求回归异教政制，而民主、平等、自由是应当被废弃的（257）。施特劳斯不是科耶夫的学生，但在许多方面与他观点相近，他们都贬斥现代世界的平等和民主，认定哲学家因掌握了大众所不知道的知识，而能够通过僭政的权势保存自己。
布鲁姆是施特劳斯的学生，也跟科耶夫学习过很久。他将“文化”提出来，作为与理性相对的概念。文化具有神秘性，有神话作为依托，而现代的问题正是神话的消退。他批判美国，认为美国导致文化的消亡，亦即历史的终结，使人回到动物状态（298）。
福山所著《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标题就十分明显地透露出了科耶夫的影响。他认定的“历史终结”，就是自由民主的全面胜利，但在这种胜利下，一切伟大都被压制和消灭了，因此构成终结（299）。福山对人的界定也同样追随科耶夫，认定欲望高于理性，否定性的行动才是自由（328）。福山的著作并非第一眼所感觉的肯定民主政治在全球的胜利，而是带有深深的阴暗面。
在结论部分，作者明确指出了这一条思想的脉络。从尼采到科耶夫，到他在法国的门徒以及在美国的同道。他们以一种简化的历史图景来解释现实，否定上帝和真理，将相对主义输入到政治之中。认定现代性的问题在于抹杀人应当有的反自然的高贵性，需要用各种方法拒斥理性的统治，而他们指出的这条道路是通向暴政和专制的。
我觉得需要注意的是，科耶夫一系的后现代主义，并非完全无理。科耶夫之所以吸引到大批门徒，正是因为他的思想和解说让人着迷。他对现代制度下人的衰颓的批判，是有现实基础的，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在我们的周围那些崇高和伟大事物的消退。然而，这些人提出的解决方法，则是极度危险的，如果理性不能拯救人类，反理性会引起更大的混乱。
这一系思想，是与现代国家的兴起有关的。首先，现代国家确实对人实施了统治，这种统治使人发生异化，因而寻求出路。其次，现代国家天然地具有相对主义的前设（因国家主权而产生），而相对主义本身不仅在思维上存在谬误，同时在道德上也是危险的。或许，后现代一系并未杀死上帝，在此之前，上帝就已经被现代性所杀死，而后现代所表现出的种种混乱，正是上帝被杀死之后，人类失去根基的表现。
在今日中国，施特劳斯一派貌似特别有市场，因为表面的学术性和思想性极易迷惑人。走上这一条路线的学者，（如施特劳斯的样式）会表现出一种宗派主义，形成一个圈子。他们的学术通常更倾向于拍脑袋，提出一些貌似极为宏大的说法，而所开发出的光鲜理论则极易迷惑年轻人。这一路学者与中国的帝王师传统可以结合地很好，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向权力出卖灵魂。我们需要找到一些方法来作抵抗，一方面不能为其蛊惑，另一方面也不能因其不靠谱而不屑与之争论。
最后我要说，作者的分析很有道理，梳理清晰。但有一点我不甚同意，就是将黑格尔抬得太高了一些。我不认为科耶夫完全是个反黑格尔的人，他对黑格尔的解读也不能一概定为随意或有意误读。黑格尔与现代性、杀死上帝等一系列观念的变动都有联系。
总体而言，我们正面临一个越来越复杂和险恶的时代，最大的危险在于一种真正的、本质上的道德沦丧，这种沦丧是从丧失对上帝的信仰、将之替换为国家信仰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