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正在研究清代诗人范当世，她说喜欢这个人，他的诗与其他人不同，不完全在于技巧和风格。在一个人人求功名的世代，这位诗人安于淡泊，以布衣之身名动天下。我说，他有一颗伟大的心灵吧。
罗曼罗兰在《名人传》的序中说：“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这种伟大，不是一种技艺，而是一种德性。希腊人说的“arête”，现在翻译成“德性”，但是其中的涵义更加丰富，当希腊人说德性的时候，他是在指一种“无与伦比的卓越境界”，一种从心底发出来的、宽阔的伟大。所以希腊人看轻那些专业人士，他们认为把一种技艺钻研到精细枝节的训练，会损伤人的心灵，所以最初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运动员，都不是专业选手，如果你说自己是“专业运动员”，会被希腊人嗤笑。顾拜旦男爵的奥运会，也不欢迎专业的运动员，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所向往的是“用坚强的拳头侍奉上帝”。而现在的奥运会，人们会谈论运动员的记忆、破纪录、奖金——这些完全与德性无关。
希腊人的精神力透露出自由的活力。Kitto说，如果问一个希腊人：你是谁，他比较有可能回答说，他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在当时的世界，唯有希腊人保持着这种自由，周围的民族，尤其是“东方式的专制”是希腊人所不齿的，也正是依靠着自由的城邦居民，他们打败了波斯帝国的大军，这支军队由数量庞大的奴仆组成。希腊人追求卓越，所以他们必须是自由的，也因为自由，才得以保有德性。
罗马人的“virtue”与希腊人不同，因为这两个民族的品性显著地不同。蒙森说，希腊人祈祷时举头望天，罗马祈祷时则低头细语。罗马的德性在于节制、坚定、勇敢、纪律、忠诚这一类，他们更重视集体。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征伐途中，曾见一群渔民工作，进退有度、井然有序，又听见他们谈论本国的政体，亚历山大说：这些人以后一定会强大起来，这群人就是罗马人。波利比阿以评价罗马政体而著名，我们熟知他的“混合政体论”，但是，另一方面，他却认为罗马能够如此强大，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不断涌现的卓越的政治家。如辛辛那图斯，被授予独裁权力，完成保卫国家的任务之后就解甲归田，这就是罗马人的德性。罗马人把德性提高到宗教层次，似乎每一种德性本身就可以成为有形象的神，进而又以宗教回头来维护道德。
罗马人又以法律著称，他们的法律精神，并不在于花哨的法学理论，而同样在于纪律、节制、服从一类的德性。少年入学，先诵“十二铜表”，从小培养之。所以，当罗马人的德性败坏，制度也就随之败坏，共和国的根基就是这样被腐蚀的。奥古斯都声称要恢复共和国，有感于道德败坏，便制定了很多旨在恢复道德的法律，并严厉执行。
至于我们，似乎难以寻找德性的传统，我们的旧式道德大多是奴仆的行为准则，完全看不见培养伟大心灵的功效。近世又遭到了极大的损失。我一直倾向于认为，文革的破坏力始于反右，从反右开始，就是本民族的一场大浩劫，因为，这是将一个民族最优秀、最忠诚、最高尚、最有学识的那一批人干掉了，这批人，才是民族的脊梁，抽掉了这根脊梁，就完全趴下了。傅雷先生夫妻双双悬梁自尽，自尽之前在垫脚的凳子下铺上棉花胎，为的是凳子倒下时不至于惊扰邻居，遗书中所叮嘱的，是欠朋友的一些钱一定要设法还上。每念及此，总是想哭——这是何等伟大的心灵，就这样去了。
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增加了对恶意“啃老”现象的回应，萧瀚先生认为这是立法者越界，违反了立法的德性。我倒是觉得，这个现象只是表明，我们的社会道德的界限正在不断堕落下移。立法者确实越界，但这一越界行为本身，并不表示立法者失德（当然这并不证明我们的立法者是有德的），而是社会整体失德，法律界限随同道德界限下移，试图加以调整。当然，这种调整的企图，通常都是失败的。立法越多，意味着违反者越多；口号越响，意味着缺乏越大。不是先有法律和口号，而是先有违反者和缺乏，这一类的法律和口号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无非是更加显明了问题。立法者试图以此解决问题，也不过是表明了立法者的暗昧或是束手无策。
奥古斯都严厉地依法惩戒自己失德的女儿，并不能挽回罗马共和国和罗马人民的德性，相反，在他以后很快出现了像卡利古拉和尼禄这样的皇帝。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是把共和的结束作为罗马崩溃的标志，全然不顾帝国此后还存续了几百年，在他看来，共和国才是罗马，那种高尚的德性，才是国家和民族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