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十分折磨译者的著作。为此，我需要先记下我的痛苦——就是那几个关键名词的译名，并盼望我的痛苦经历能够对读者有所帮助。
首先，《二体》全书的起因，以及贯穿的主题，乃是“corporation”。这个词按现代汉语通译，作“公司”，又作“法人”。本书探讨的问题，就是英国宪制史上，以国王为“法人”（“独体法人”，corporation sole）这个看似渺小、却牵连极大的议题。然而随着翻译的进展，将corporation译作“法人”越来越显示出这个译名不合适，不能与论述相契合。问题在于，“corporation”有词根，即“corpus”，本意是“身体”。所以，corporation的本意，是表示由许多个人（自然人）组合成为一个主体，即一个身体。其首要强调的意思，是“多”成为“一”，而不是“依法律规定，而被承认为一个法律上的行为主体”。虽然，后来的演变，令corporation被我们识别为一种经法律确定的主体身份。现代汉语将corporation译作“法人”，可能首先将读者引向法律的创设性和规范性，而不是这个由多而一的人格性。尤其是，书中还有极少数地方同时出现强调“法定”意涵的“legal person”或“juristic person”，此时，译者就不能满足于将这几个词同时译作“法人”。与此相关联，“corporation sole”被译为“独体法人”也不够精确。在“corporation sole”一词中，强调的是一种corporation的独特情形，即只有一个人构成corporation。所以，就“多而一”的本意而言，这个词是自我矛盾的。只有搞清楚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何梅特兰要嘲讽“国王二体”的概念，而康托洛维茨又为何要以此为题大费周章。
corporation一词的语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最初强调“多而一”，越来越倾向于“法定主体”。所以，就翻译而言，特别困难之处在于，英文可以同时表达这两种意涵，而中文不能。本书涉及的时段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corporation的意思实际上有一个隐藏的变化。比方，作者在前言中解释本书的的缘起，提到他惊讶地发现圣本笃修会在美国被注册为corporation，此时的含义偏向现代，因为令人惊讶之处在于一个神圣团体如何与商业企业同列。但是，在论到“国王二体”的发展时，提到corporation多数时候则是强调“多而一”的性质。国王被认为拥有了一个由众多臣民构成的“身体”，国王是这个身体的“头”，嗣后发展为单单强调这个“头”。
所以，在这个词的翻译上，我纠结许久，而这又是全书首要的关键词，无法绕开，因而尤其令人痛苦。最后，我决定在大多数场合，将corporation翻译为“合众体”，以表达“多而一”。于是，corporation sole便译作“单人合众体”，比较好地表达了原意。但是，由于这个词是生造的新词，在一些地方会引起表达的困难，比方论到法学上的概念，“法人理论”显然是现代的习语，改作“合众体理论”就显得不顺。因此在一些地方，我还是会使用“法人”的译名，有时则会将两个译名并列。望读者们包涵这样非常规的处理方式。
另一个令我痛苦的词，是kingship，以及类似的rulership。Kingship一词在各章标题中出现，也是无法绕开的。按照国内通译，作“王权”、“统治权”。然而，这里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即，这个词本身并非强调“国王的权力”，英文词本身也没有任何强调“权力”的意思。按《牛津大词典》，“ship”这个后缀加在名词上，意思是“成为该名词所表达之事物的状态或条件”，进一步，如果是加在表示某类人的名词上，意思是与这类人相关的“素质或品质，或技能与实现的力量”，等等。因此，论到“kingship”，表达的是国王之所以成为国王的某些因素，指某种素质、品质或条件。在本书中，kingship表达了国王之所以成为国王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和文化（心态）条件。所以，当作者提到“以基督为中心的kingship”、“以法律为中心的kingship”、“以政体为中心的kingship”，是表达构成国王身份的某种综合、广泛的社会背景和条件，尤其是在国王形象背后提供支撑的观念。
但是，对于这个词，我没有想出特别贴切的新译名。我曾经倾向于译为“国王身份”，但斟酌之后又觉得不够好。所以，在没有找到贴切译名的情况下，最终我决定维持目前通译的“王权”。一方面，国王身份背后的条件也为其权力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读者根据书中的论述，原本也能够避免将其简单理解为“权力”的风险。因此，我在此作一提醒，保持通译。
另一个让我花了一番功夫的词是universitas。这个拉丁文的词，本意是指“整体”，英语中“宇宙”一词能看出这个原始含义。而这个词在罗马法上，乃是指由许多人结成一个团体，也是罗马法“法人理论”之下的一个概念。到中世纪晚期，这个词被用于指称各种由众多成分（尤其是人）结合而成的整体单位，比方整个宇宙是一个universitas，一个国家、一个自治城市、一个大学（学术的“universitas”）就都可以被称为universitas。在本书中，在涉及到罗马法，尤其是注释家的运用时，这个词成为一个常常出现的概念。
最终，我生造了一个新译名：“共体”。鉴于这个词原本并无汉语通译，造新词时的担心比较少。确定这个译名时，考虑的理由是，universitas的词根来自于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说的“共相”（universal），表达“普遍”或“抽象整体”的含义。对这个译名，虽然也并不十分满意（因为原词并无“身体”的意思），但目前选择这样解决。
以上三个词的翻译，我挠破头皮也没有能够找到完美的解决之道，或许把这个过程解释一下，能够对读者有所帮助。其他还有一些小的处理，比方作者区分了King和king，我径直译为“大写的国王”与“小写的国王”，虽有些无奈，但也一望而知，就不多说了。
痛苦陈述过后，可以进入回忆和感谢了。
最早有翻译本书的机会，是我从复旦毕业，回到华政做博后。一天，我的师兄刘招静博士讲，有出版社正在寻找本书的译者，他觉得我可以。于是我把书找来略微翻了一下，觉得自己的专业、兴趣确实有可能适合。不过，当时我差不多刚完成前一本书的翻译工作，还没有缓过来，遽然面对500页篇幅的巨著，极复杂的学术论证，还有汪洋一般的脚注，考虑到两年博后期间的工作任务，我还是退却了。
回到华政，不久就通过读书会结识了许多很好的同事和朋友，也参加过在华师大六点社的法政读书会，很是开心。一天晚上，黄涛博士和韩毅博士接连打电话给我，说六点打算出《二体》，极力招揽我翻译。后来见到六点的倪为国先生，受了很多鼓励，终于接下这项工作。
签了翻译合同，我还在怀疑自己是否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我明白翻译这样一本书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这可能使我无法完成学校的考核指标。不过，随着工作的进展，我越来越坚定。因为，康托洛维茨在谈论一个异常重要的问题。以我所见，在时下学界，把真正重要的问题当作重要问题来对待，并不是寻常做法。如康氏所言，他在一片原始森林里开辟出一条小路，沿途留下一些标记，供后人寻找。随着论证的深入，我越来越能够体会，这样一项看起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离今日中国的研究，具有何等的现实意义。
“人民万岁！”——谁是人民？何以万岁？谁可以如此呼唤？这是一个怎样的对话？这个对话又要如何继续下去？拨开现代国家的绚烂花朵，我们可能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发现那隐藏在深处的根系。
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究竟是如何变成现在这副模样的？
总得有人关心这样的问题，当然，也总得有人写作、翻译和出版这样的书。
《二体》是我至今为止翻得最累的一本书。康托洛维茨太过广博，且异常精深，史学、法学、神学、文学交织起来一同向深处掘进，让人招架不住。我自己读书颇杂，硕士专业是外国法制史，做了英国法；后来跑去历史系，专业是欧洲中世纪史；博士论文做亨利八世，大略了解了一点都铎史；期间又做过一点点教会法；加上教会事奉的需要，学习了一些神学。想来也是机缘，我这种“广而不精”的积累，大概对上了本书涉及的专业领域，虽然深度相差甚远，但至少在翻译时能够意识到可疑之处，再去查找资料核对。饶是如此，还是顶不住。康氏在《二体》中随手引用罗马法和教会法材料，在脚注中夹杂了大量拉丁语，还有少量希腊语以及古法语、古意大利语、德语，这是我无力把握的。
倪老师说，他来找人。
最终，如今摆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本书，集合了许多学者的辛苦工作，如果没有他们，这个译本不可能是现在的样子。
为此，我需要特别感谢承担各章拉丁语内容翻译的杨嘉彦博士、张长绵博士、张培均博士、赵元博士；杨嘉彦博士还翻译及核对了法语内容；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雷立柏教授为本书中的拉丁语、希腊语、古法语和古意大利语内容所作的翻译和校订工作；一并感谢上述诸君在校译过程对译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石烁同学，我在校对译稿时曾参考你发布在微信公众号的部分译文；感谢六点社的编辑赵元博士，你的专业水准和细致认真的工作确保了译本的质量；感谢为本书慨然作序的刘小枫教授；最后，尤其感谢倪为国先生所做的大量工作，引介不同专业的学人，令本书的翻译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一项事业。
《国王的两个身体》翻译不易，1957年出版后，在西方学界也直到1989年才有法译本，1990年有德译本（日译本1992年）。我盼望，这个中译本可以成为开展进一步学术研究的基础，这个目标是否达到，需要读者来评价。当然，译文一定还有各种问题，盼望各位师长、学友多提意见，日后或可有一个更精良的修订本。
感谢神，你交在我手中的工作，我已经尽力完成，你也信实地保守我走过这段路程，愿一切荣耀归给你。
2017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