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与资本家

马克斯-韦伯提了一个问题：在逐利的动机普遍地存在于各时代、各民族的情况下，为什么只有西欧发展出了资本主义？他的解释是“新教伦理”，尤其是加尔文宗，把日常的工作看作侍奉上帝的方法、看作上帝的“呼召”。后来，大家把韦伯的这个问题称为“那个老问题”。

但是，这个“老问题”本身似乎也需要澄清。中国古代看不起商人，因为商人不实际生产产品，商人是把在甲地低价的东西卖到高价的乙地，让钱生钱，人民共和国刑法把这种令人厌恶的行为定为一种犯罪，即“投机倒把罪”。欧洲中世纪的商人，也是一样，从东方贩卖香料到西方，倒腾香槟的酒、弗兰德斯的毛毯、北海的青鱼干。“资本”到底算个啥？用钱来生钱，这钱算不算资本？如果用钱生钱就算资本，那这些古代的商人就都可以算资本家。这个显然有点说不通。

当韦伯说“资本主义”的时候，是与“现代化”联结在一起的，而现代化则意味着工业革命、自由市场、理性管理体制、有效率的政治和司法等等。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指向的不是金钱，而是企业，清教徒是“企业家”，或者说，是“事业家”，他们的信仰赋予日常工作超越物质的意义，他们每一天的工作，都是在地上建造有形的上帝的国，他们的这份事业，远远超出对利润的追求，他们的事业是属天的。

当钱被用来做“本”，投向生产产品的企业，才成为资本。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于大规模生产产品与资本的结合，商人不再是投机倒把者，而成为工厂主。

那么，卡尔-马克思为什么又说资本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当一个企业不具有事业心、不具有一种超越世俗的伦理，而单单追求利润的时候，它当然会变异。换句话说，单单的资本家，没有事业心（韦伯的“新教伦理”）的资本家，他仍然只关心钱生钱，他之所以做企业，只是因为在当下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钱生钱的目标，企业本身并不是目的，资本的运用也不具有任何指向永恒的含义。

卡尔-马克思看到的是，企业家内心是资本家，也就是崇拜金钱的玛门教徒；马克斯-韦伯看到的是，资本家内心是企业家，也就是崇拜上帝的清教徒。所以马克思说，西方资本主义是堕落的；韦伯说，西方资本主义是有信仰基础、指向上帝的。

这种区分植根于启蒙运动与新教改革的分野。启蒙运动和新教改革，都把矛头指向天主教会，但内在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启蒙运动是造上帝的反，高举的是人的理性，新教改革是造人的反（僭取上帝位置的教皇），高举的是上帝。这两股运动从一个看起来类似的出发点，奔向相反的两端，越离越远。两条路线延绵不绝，到今天，形成两种企业价值观。一种观点认为，企业的核心在于为股东创造最大的利润；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企业的核心在于产品、客户和员工。有趣的是，从这种区别中，我们仍然可以辨识出资本家与企业家的不同取向。

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和韦伯有一种共同的担心，“资本家是魔鬼”，马克思说资本家就是魔鬼，所以现在就要把它干掉，韦伯则担心西方资本主义丧失新教的信仰根基，把魔鬼释放出来。但是，问题在于，企业家和资本家并不是铁板一块的。韦伯推崇的加尔文派清教徒并不能代表全体资本家。在工业化的背景下，或许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但这并不表示玛门教徒比上帝的信徒缺乏精力，也不表示玛门教可以轻易地被瓦解。从另一个角度讲，韦伯有可能高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因新教伦理而具有的独特性，古老的逐利心撞上了工业革命，使资本家们戴上了企业家的面具，一旦出现了比企业更能使钱生钱的途径，资本家的本相会毫不犹豫地暴露出来。或许，现代金融体系正在暴露这种资本家的本相，正在向我们表明，华尔街的投行与中世纪贩运香料的船东以及近代的黑心工厂主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丧失了新教伦理，他们是同样的逐利者。

另一方面，新教信仰，并不仅仅局限于一种经济伦理，而是体现在各个方面。韦伯发现资本主义兴起的地方，正是新教信仰区域，天主教占主导的地区则发展迟缓。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新教信仰与立宪体制也具有某种程度的关联，信仰新教的地区，也同样是现代宪政体制兴起的地方，从荷兰到英格兰，再到美国。而天主教占优势的地区，宪政体制发展迟缓或不稳定，摇摆于中央集权和民众革命。

从上面的观察出发，或许也可以认为，宪政民主之类的价值，并非资本主义的必然含义，丧失了新教伦理，一种单纯逐利的资本主义并不必然引导出近现代的民主宪政体制。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种伦理观，这种伦理观与新教毫无联系，它是朴素的逐利主义，在这种伦理观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出资本家，但是却很难有真正的企业家。资本家们很快以他们的本性发现，相比经营运作一个企业，有更多让钱更快生钱的方法。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想要把企业搞上市，并不是因为上市可以获得更新企业和产品的资本，而只是因为上市可以直接获得更多的钱；为什么有那么多房地产企业，并不是因为房地产企业可以生产一种令人获得荣誉感的产品，而只是因为，房价涨得很高很快。有人会说——这不就是资本主义、不就是市场经济吗？没错，这是资本主义，但这并不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下的资本主义，这是只有资本家而没有企业家的资本主义。甚至，资本家们聪明地发现，与政治权力联姻可以带来更多的利润，那就去做吧，这可能违背企业家的上帝信仰，但并不违背资本家的金钱信仰。这种选择符合人的理性，这种理性被解释为“经济理性”，理性的人追求最大可能的利润。这不是新教改革的遗产，这是启蒙运动的遗产。

中国的（民营）企业，往往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的企业文化，就是老板的伦理观。而当老板普遍倾向于资本家伦理的时候，作为一种事业的企业是难以长久的，因为玛门教的伦理观并没有什么竞争优势，缺乏内在长久的动力。但是，要指望在一个普遍崇拜金钱的文化中孕育出志向远大的企业家，实在也不太可能，在这个环境中，立志经营企业的老板，通常死得更快更难看。我们培养了一批遍地游行寻找快速生财之道的资本家，甚至培养出一个带着资本家性格的广大群体，使他们爱上了炒股和买彩票。

经营一个企业，生产出好的产品，服务于客户，提供工作给一批员工，这样做是在荣耀上帝、是在这地上真实地建造上帝的国——这种伦理观现在是多么地不合时宜。马克思阴魂不散，我看韦伯也是如此，虽然他并非故意布下阴云，但这位推崇“价值中立”的学者的研究，似乎给人更大的压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