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可证制度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

当人们的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后，自然而然地开始追求生活的舒适便利，或者开始追求某种针对自然和他人的权力，于是有了环境问题。

电影《指环王》中也隐喻性地进行了描述，一处是巫师萨茹曼为了组建军队攻击人类，大兴土木、构筑水坝、发展工业，砍伐了生长数千年的原始森林，最终触怒了森林中的树精，造成自己的毁灭；另一处是矮人族为了攫取地下深处的矿藏，不断向下挖掘，唤醒了沉睡的炎魔，也造成了本族的毁灭。如果萨茹曼和矮人族在最初就能意识到树精和炎魔的攻击，可能会改变策略，但是即便如拥有法力的巫师和天生在地底活动的矮人，都没有预见到。他们想必没有听说过“外部性”的说法。

外部性是指某人行为对于旁观者福利的影响，如果该种行为增加了旁观者的福利，就称为“正外部性”，如果减少了旁观者的福利，则称为“负外部性”。对于市场而言，外部性总是倾向于带来低效率的结果，因为如果某种行为具有外部性，这种行为的成本就不仅局限于行为人的私人成本，还要算上行为的社会成本（对他人的影响）。打个比方说，巫师甘道夫研制各种好看的烟花，如果他的研究成果完全对他人公开（具有正外部性），那么所有人都可以制造同样好看的烟花，甘道夫就会觉得沮丧受挫、或者收入减少，因此就不会有动力继续研制更好看的烟花。我们用知识产权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获得甘道夫的授权，他人不得随意仿制他的烟花，于是我们就会有越来越多更好看的烟花。萨茹曼大力发展工业，仅仅计算了私人所需付出的人工、材料成本，为了降低成本，砍伐周边的森林树木（具有负外部性），但是他出于成本降低的喜悦（缺乏激励）没有预见或注意这种做法给他人带来的成本；我们大概可以把树精看成是外部性的代表，提醒我们生产行为所需付出的社会成本。

对于具有负外部性的环境污染行为，我们可以有几种解决方法，当然，前提之一是有一个政府。

第一种，中土环境管理局协同中土宣传局加大宣传力度，希望中土人民人人行动起来，为保护中土环境出一分力，以保护环境为荣，以污染环境为耻。尤其与萨茹曼、矮人族、洛翰、冈铎各方召开座谈会，要求大家自觉行动起来，年终要提交小结，评选环境保护大使。这种方法对于夏尔、冈铎地区的人民很有效果，但是对于萨茹曼和矮人族的效果则极为可疑。

第二种，政府可以进行直接管制。中土环境管理局可以发布相关法规和规章，规定任何工业项目均不得排放污染物，或者，只能排放一定限额的污染物，凡是违反的，一律投入末日火山口。不得排放污染物，就宣布了萨茹曼和矮人的工业及采矿项目就此完结，这对于中土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好处。至于设定限额，其中的困难在于，环境局很难判断怎样的限额是合适的。萨茹曼的工业项目和矮人的采矿项目，产生的效益和造成的污染都是不同的，而环境局制定的规定，一般只能是一刀切，比如规定所有项目每月都最多只能排放污染物100吨，但是矮人族的排污量每月大约50吨，而萨茹曼的项目则排污200吨，这样的结果并没有达到最高的效率。

第三种方法，征税。针对负外部性的税收政策，最早是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的，因此被称为庇古税。假设中土环境局与税务局联合发布规范，对于中土的所有项目，凡产生一吨污染物的，征税1万元。这样对于精明的萨茹曼和矮人族而言，就会仔细计算此项成本，每月排放多少污染物才是经济的。或者，可以进行技术革新，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这一点在管制的情况下也是难以达到的，因为只要达到污染物排放上限后，一切减少排放的技术革新投入，对于私人来说，又变得多余起来。这样，中土政府也可以增加收入，将所征的环境税用于环境的保护。

第四种方法，就是许可证。环境局向萨茹曼和矮人族各发放每月75吨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矮人族表示满意，因为他们不会超过许可证的上限；萨茹曼则表示遗憾，经过一夜深思熟虑后，找到矮人族的国王巴林，要求购买25吨污染物排放许可证，或者，以每吨5000元的价格另外购买25吨的许可证，双方开始谈判，如果价格合适（出售许可证的收益大于采矿的收益）巴林甚至愿意卖光自己的许可证额度。萨茹曼也会继续寻找其他拥有许可证的人，向他们购买额度。无论如何，许可证市场的形成，将会通过市场手段有效配置污染权资源，最终达到最有效率的结果。各方将会认真评估许可证的价格，如果价格太高，宁可减少工厂的生产，价格太低，比方矮人族觉得卖亏了（或者觉得萨茹曼的利润比自己高许多），下个月就会提高许可证的价格，总之，最终价格的形成，将会遵循市场规律。相比庇古税，许可证的好处是尽可能借助市场配置的力量，而庇古税的征税额仍然是人为设定的激励方法，征多征少需要走更多的路才能瞧见。

中土宣传部可能会因为出现“污染权”的概念而感到不快，但是考虑到座谈会的效果不佳，因此将宣传重点放在中土的GDP增长率、萨茹曼和矮人族项目提供的就业机会、污染物排放量相比去年有较大幅度减少、以及未发现树精和炎魔有太多的怨言等方面更为务实一些。

许可证制度和庇古税相比道德自觉和直接管制更有效率，但是，许可证制度的有效实行，也需要一些条件。首先，中土政府要相对比较廉洁，权力的行使需要有所监督，至少不能让索隆那样的人掌管环境局、签发许可证，他会给他的小兄弟萨茹曼发出大额的许可证，给别人的额度则很低，或者接受贿赂滥发证照。其次，必须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许可证交易市场，如果许可证不得交易，则许可证的限额与直接管制的意义并无太大区别，只是一种个别针对性的管制；如果许可证的交易并不遵循市场配置的需求，而是掺杂其他因素，当然会导致许可证的价格扭曲，最终无法体现市场配置的优势，也无法达成最佳效率。

我们必须承认，在工业大发展之后，优美的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品，发达国家的环境好，是因为他们花大价钱买到了这种商品。当然，国与国之间，也存在外部性，比如美国排放温室气体导致冰山融化，殃及许多小岛国家，这是需要进一部解决的。

无论如何，具备较完善交易市场的许可证制度，对于环境管理而言，是一种很有效率的方法，不管“污染权”的说法听起来如何刺耳。

*这个也是替人写的命题作业，本来不好意思贴的，看到梅兄贴了一个，也就贴上来助兴吧。